如今回头看，克劳丁·盖伊的命运是由一个词决定的。（她在周二辞去了哈佛校长一职，任职仅六个月。）不是“抄袭”或“种族灭绝”——这两个狰狞可怕的词最常出现在有关她的公开讨论中——而是一个谨慎、中性的用语，它让听者愤怒不已，恰恰是因为它的谨慎和中性：她的本意是避免使用煽动性的措辞，结果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这个词就是：语境。

　　在12月初她与另外两位大学校长——三人中只有麻省理工的萨丽·科恩布拉特目前还在任上——一同参加的国会听证会上，爱丽丝·斯蒂芬尼克众议员（纽约州共和党人；哈佛06届）问她，“呼吁灭绝犹太人”是否违反了“哈佛有关霸凌和骚扰的规章”。盖伊回答说可能违反，但“这要看语境”，斯蒂芬尼克重新组织了提问的措辞后，她仍然是这样回答。盖伊后来就这一言论道歉，但这段对话已经进入传媒血液循环中，让她和其他出席作证的人一夜之间成了米姆，代表了精英学院领导层的麻木与无知。

　　现在盖伊已经出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伊丽莎白·马吉尔在听证会后没多久就辞职了），有足够多可供我们热议的语境。直到去年7月以前，她的职业生涯一直平步青云，从教工到行政，最终登上美国高等教育的巅峰，如今却成了坊间的一个谈资，这场文化战争的一项罗夏墨渍测验。

　　一些人认为当今大学已经被左翼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受到多元化行动的残害，对这些人来说，盖伊很快就成了体制失能的象征。而为她辩护的人则认为她更像是成了替罪羊，在保守派对知识建制阶层发起的一场漫长的讨伐中，可谓是被斩落马下的最显赫人物。无论是斯蒂芬尼克，还是推动了学术不端指控的传播，最终促成盖伊去职的右翼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鲁佛，可能都会同意这一论断。“我做事一定要拿出成果，”斯蒂芬尼克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她承诺会继续“揭露”美国顶尖大学的“腐朽”。

　　围绕此事值得注意的语境，不只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以及美国的大选年政治。学术界似乎陷入了一场多维度的危机，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也不仅限于哈佛这一间学校。高等教育深受不透明的录取政策的困扰；天价学费；行政机构臃肿；学分通胀；直升机父母；取消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有心的学者可能会把这些现象与哈佛园近来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锐意进取的作家可以把整件事写进一部令人怒发冲冠的校园小说里，堪与保罗·比蒂或玛丽·麦卡锡媲美。

　　不过，目前我们暂时只能将就着看看盖伊的辞职信——这封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学生、教工、校友以及其他许多人，其标题是“个人发布”——以及哈佛校董委员会（行事隐秘的哈佛理事机构）就她的去职发布的通讯。

　　两篇文章都只有600词出头，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反复揣摩却过目即忘的语言，它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恰是如何煞费苦心地避免提及语境。文中没有提到国会或加沙，或任何其它有助于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艰难而纷扰的时代，”校董委员会的信中说，“前方还有难以逾越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文章很大程度上没有谈论困难的性质，这与整体上的抽象承诺是保持一致的，仿佛平淡、宽泛的语言可以将困境化解。只有当委员会提到，作为哈佛首位黑人校长的盖伊要面对“令人反感的、有时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刻薄言论”时，才有了些直抒胸臆的味道，传达出当下现实的愤怒。

　　除此之外，两封信中唯一的具体指涉——基本上也是唯一出现的专有名词——是哈佛。盖伊的信一上来重申了她“对哈佛的热爱”，而委员会表达了哈佛对自身的无限骄傲。对于一个陷入公关灾难的机构来说，这样做可能不奇怪；学校对落难校长的尽心维护——称她是“一位领袖，一位学者，一位导师，给许多人带去鼓舞”——也符合当下情境和这种文体的要求。

　　令人困惑的是，要求本科新生必须掌握说明文写作的哈佛，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来为自己辩解。委员会所做的不是道歉或解释，而是举起手来祈祷：“我们的社区向来能在变革与风雨中站起来，愿它能够团结一心，找到应对挑战的新方法，坚定哈佛对知识生产、真理探究的承诺，用学识与教育为世界的进步做贡献。”

　　迷雾从一开始就聚拢了起来。一个有近400年历史的实体，从面向年轻男性新教徒的神学院起家，发展成为坐拥500亿美元捐款的全球教育品牌，还能堂而皇之地自称是一个社区吗？然后这个句子就被一堆叽里呱啦的辞藻和支离破碎的概念吞没了。很难看明白哈佛到底有多少坚持，到底坚持些什么，还有什么新方法来坚定那些承诺。

　　盖伊的信表达的则是个人的痛苦，而不是机构的尴尬，这使它成为一份更有说服力的文件。我们很难不被她对哈佛的忠诚所感动，部分原因是她没有诉诸于一个空想出来的跨历史社区，而是把自己的信念具体地寄托在“哈佛人”身上。但是，这些人如何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和承诺”——也就是校董委员会的管理人士行话所谓的“使命”——就无从得知了。

　　“过去的几周，”盖伊写道，“有助于明确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以建立这样的未来——与各种形式的偏见和仇恨做斗争，创造一个我们尊重彼此尊严、以同情心对待彼此的学习环境，并确认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进行开放式探究和自由表达的持久承诺。”这句话呼应了哈佛的大量承诺，改善了句法和散文节奏。这些不定式很好地叠加在一起。听起来工作量很大，但怎么会有人反对呢？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机构如何能够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所大学真的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吗？打击偏见可能涉及限制公开调查；自由表达并不总是意味着尊重或同情。对真理的追求可能凌驾于其它一切之上。这一连串高尚的要求可以被描述为对校园混乱原因的诊断。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美德和值得称赞的目标，实际上是一张充满矛盾的网。

　　这不是由盖伊编织的网。毕竟，这句话并无新意；这是一连串的老生常谈，是一所大学校长应该传达、甚至可能相信的那种高尚的共识主张。这主张还会有人相信吗？那就要看语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