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留学生争论中国

　　在国外生活的的人应读一下海伦·高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困惑》。这篇文章讨论了在美国所感受到的对中国的敌意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常常让那些刚来到这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心生抵触。

　　我是怀着兴趣和内疚心情，读了这篇文章……因为，我曾经也攻击他们的国家，让中国留学生很不好受。

　　2004年，我交了第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朋友。在认识珍之前，我认识的在中国出生的人要么已成为第一代加拿大公民，要么也是落地移民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相比之下，珍是一个刚刚来到的留学生，她的心还在四川，她一心想着拿到国外的工程学位后回国，为家人争光。

　　因为是彼此朋友的朋友，我们算是有点交情。那是在多伦多的一个周末，我们走在一起街上只有我们俩，因为再没有别人愿意冒着零下25度的严寒，只是为了几个鲜蛋挞。旅店外呼啸的暴风雪，让我们无法入睡。很快成为要好的旅伴后，我们开始分享各自家乡的故事。

　　珍告诉我，她的童年充满了来自父母和大家庭的爱。她讲了她的学校、她的朋友、她疼爱的男友，讲到她到美丽的九寨沟去旅游，也讲到她妈妈做的热辣辣的麻辣烫。她说她思念成都，想念这个有千万人口的城市的喧嚣。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大学城显得实在太小了。她自嘲道，当时申请加拿大的大学时，自己非常不情愿离开，所以连学校在哪里都不了解。她想在中国上大学，她说，但父母坚持要拿出积蓄让她到国外开阔视野。

　　对于十多岁的我来讲，珍的故事听起来不对。她描述的中国和我印象中的中国是不一样的，虽说我并没有这个国家的第一手材料或亲身经历。对我而言，中国，那个我的祖辈三代之前逃离的地方，在大量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以及讨论“三T”(译者注：指西藏、台湾和天安门)的文章中，是一个动乱的地方。我想，按理说，珍应该是渴望着离开中国，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因为是独生子女，她的童年肯定是饱受孤独，严重的污染伤害着她的肺，承受着学业上的压力和来自于其他十多亿人的竞争。然而，她却听起来……很幸福。

　　那天晚上，我抛出了我对中国所有的偏见，试图让她和我争论类似天安门事件的的话题，虽说我对这些也是一知半解。她听到我这些对她的国家自以为是的指责，显得越来越激动。“中国不是这样的!”她对着我喊。她对我说，出国后，她更了解中国，但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没有这么糟。“你为什么需要我恨中国呢?”她问。

　　是啊，为什么?再说，我是想让她恨吗?为什么我要试着去冒犯一个人呢?是不是我一直在强求她看到光明，我的光明?我是想要把她从我认为蒙蔽了她的童年的的迷雾中解脱出来吗?

　　珍那个简单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我感觉我有必要向来自大陆的中国朋友提出“中国的问题”。2007年，我的一位来自上海的室友回应了我的批评，她对她的国家的忠心拥护更激起了我的回应。我确认，我当时提出了“人权”、“台湾”和“小皇帝”的问题。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那天晚上我们是背对着背睡的觉。

　　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因为我的言论而感到生气，我认为我说的是公平的。但是，在《大西洋月刊》上，海伦·高讲述了她和珍同样的感受。她也一样，“难以将西方媒体中所描述奥威尔式(译者注：指严格统治下而失去人性的社会)的中国和我认识的中国联系起来”，并且发现自己“出于本能地站在中国的一方，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

　　我在加拿大遇到的另一位中国朋友说，他“一点都不民族主义”，只是在面对那些认为非白即黑的人时，觉得必须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只有那些无知的井底之蛙才会否定中国，认为中国很丑陋，”他说，“有时候我也认为中国糟糕。我们发展得太快了，这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决定回去。我们是有缺陷，但我们并不讨厌。”

　　一位美国朋友争论道，高的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并不限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从杰弗逊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一刻起，我就把有关美国所犯罪恶的所有谎言排斥在外了，”他说。在像《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的节目中，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在海外的美国人会经常指责他们国家做出的决定，无论他们个人是拥护或是反对这些决定。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存在的国家的公民来讲，面对他人对你的国家的看法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我自己，我去除了那些毛时代如何如何的印象，决定亲自观察这个国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已经在中国定居，而我的朋友珍却还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我们都已经远离了多伦多旅馆那个激烈争论的寒冷夜晚。今天，她对她的祖国越发不满，而我，在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面前却在为中国辩护，他们只能通过国外媒体来感受中国。

　　当你把头伸出井外后，你会惊讶于你的改变。

　　你曾经因为对一个人的国家的批判言论而刺痛过他(她)吗?你曾经在亲身经历过后对一个地方的否定看法有所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