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似乎是一部迁徙史。

1947年，我的祖父母从印度的比哈尔邦迁移到达卡(当时印度分裂，巴基斯坦诞生)。随后，在1971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后，我的父亲从现今的达卡迁往卡拉奇，再于1976年搬到阿联酋。

今天，我生活在多伦多郊外，已经有五年了。我和我的家人仍在努力适应。

我们搬到卡拉奇时，我还在七年级。我在那里完成了药学本科学位，随后获得了商业硕士学位。没多久，我就去了沙特阿拉伯的阿尔科巴尔海滨城市。那里生活很好：我住在一个有公司提供司机的封闭社区，我的收入和跨国公司高管的薪酬相当。我在企业界工作，最终成为一家领先的沙特贸易和咨询公司的副总裁。

但新闻事业却深植于我的基因中，我的父亲曾是家乡一家英语日报的商业编辑，我常记得他用他那台沉重的雷明顿打字机写作，因此，尽管沙特阿拉伯的言论自由受限，我仍然涉足了一些报道和分析。我曾多次出现在BBC的节目中，还为沙特最大的一家英文日报——《阿拉伯新闻》写过能源专栏，后来又为《沙特公报》写过类似内容。这些工作使我作为能源分析师在全球赢得了声誉，美国能源部曾邀请我去华盛顿，国际能源署也曾邀请我去巴黎发表我的见解。

然而，我知道沙特阿拉伯不可能是我家族的永久家园。尽管我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我们最终还是得离开这个石油王国，因为作为外籍人士，要获得沙特国籍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某个时候，我必须像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样，踏上另一段旅程，去为我们家族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

我也知道，受过良好大学教育对于开创一份好事业至关重要，而沙特阿拉伯为我的孩子们提供的学术机会最多也只能算是有限的。我不能把他们送回巴基斯坦，我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送到西方的知名学府。

当我大儿子被多伦多大学录取，作为国际学生攻读软件工程学位时，我意识到加拿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久的住所和完整的平等待遇，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在沙特阿拉伯生活了几十年之后。我这里甚至有亲戚，包括一位曾在阿布扎比国防军工兵团担任军官的叔叔，他在90年代放弃了丰厚的军官职业，移居到这里。因此，我在2006年申请了移民，并于2009年作为移民到达这里。

我并不是作为经济移民为了更好的机会来到加拿大的。我在沙特阿拉伯有着美好的生活，带着所有的财产和多年辛苦赚来的钱来加拿大是一种冒险。我知道，我是在告别已经确立的事业，而在我这个年纪，告别事业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我也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生活将会非常困难。但我也知道，我是在为未来的几代人做出这个决定。

尽管如此，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我们今天住在安省伯灵顿的家，是我在沙特阿拉伯赚的钱所建。为了建这座房子，我不需要贷款，这让我很幸运，因为当时我没有收入，也没有可以作为抵押的资产。即使在2018年试图租房时，也没有房东愿意和我签租赁合同；尽管我银行账户里有相当可观的存款，但我必须把租赁合同上写上我儿子的名字，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份软件工程的工作。

我申请了成千上万份工作，但得到的回应屈指可数。

有一次，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家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可以帮我找到一份工作，但我必须先支付7500元的费用。我勉强地把钱付给了他们，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个骗局。

2017年，位于士嘉堡的一家辅导中心向我提供了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条件是我先向他们贷款25000元。我妻子鼓励我接受这个工作。对方承诺，这笔贷款将用于推广活动，并且在六个月内偿还。但最终，我既没有得到承诺的薪水，也没有收到完整的贷款还款。

我还试图利用我在能源行业的人脉。我曾与几位能源高管在卡尔加里的石油俱乐部共进早餐，但这些会议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与此同时，我努力联系高级银行官员。曾有一次，我成功地与一家大银行的CEO取得联系，他将我推荐给了人力资源部门，但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于是，我转向了体力劳动。我在刺骨寒冷的冬夜里工作，站在外面引导多伦多地铁乘客前往正确的检票口，期间地铁正在维修。这是一份卑微的、最低工资的小时工工作，但我非常感激这份工作。然而，有一次，我差点得了冻伤，于是几天后我辞职了。随即，我加入了一个呼叫中心，但考虑到我的年龄，我比年轻同事更不擅长使用技术，因此我也挣扎过。

我还尝试为报纸写作，但进入加拿大的新闻行业并不容易，甚至拼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里的拼写与英国或美国不同，而且报酬微薄。它还要求我了解加拿大的政治和文化，虽然我还在努力学习，但我承认，要理解涉及原住民和寄宿学校历史等一系列问题，实在是困难重重。

经过五年多的挣扎，我意识到，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用剩余的积蓄购买了几处房产，以确保获得一份小而稳定的租金收入，但事实上，这些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我的开销。直到最近，这些一直是我的唯一收入来源。

然后，作为穆斯林来到加拿大，还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举例来说，我只吃清真食物，而我仍然很难弄清楚哪些食物对穆斯林来说是宗教允许的，哪些则不是;幸运的是，我的孩子们在这方面更擅长分辨。自从2017年魁北克市伊斯兰文化中心发生致命枪击事件后，加拿大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也让我感到担忧。我清晰地记得在六名礼拜者丧生后的四个月，穆斯林斋月期间，我在我的清真寺进行塔拉威祷告时的恐惧。当天的禁食结束后，我开始祷告时，我不禁担心是否会有人开始扫射，我可能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受害者。2021年，在安省伦敦市发生的Afzaal一家四口遇害案件更是加深了我对在加拿大作为少数群体生活的恐惧感，仿佛我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

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我知道其他移民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人在这些艰难的重新安置岁月中变得封闭。走出这种心理创伤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然而，尽管我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从将我们的积蓄带到加拿大、增加劳动力到最终成为纳税人，仍然有人将我们视为社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