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医生Yen-Yung Yap驾车离开自己位于阿德莱德Clovelly Park的住所。两天后，经过大范围的搜索，警方在距离他家31公里的Kuitpo森林里发现了他的遗体。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医疗委员会禁止Yap医生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阴道分娩手术。这是因为有人投诉他使用真空吸引器，而非产钳进行接生，导致两名婴儿头骨出血。

但Yap医生辩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遵循了医疗指南，婴儿和母亲没有受到长期影响。

澳大利亚卫生从业者监管局（AHPRA）本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对Yap医生做出的处罚措施是“为了回应包括病人和医生在内的一些人对其执业行为的一系列关注。”

根据Yap医生的遗孀Loo女士的说法，进行投诉的一名产妇，分别在2015年和2018年于Calvary North Adelaide医院由Yap医生协助生产其两个孩子，并在其第二个孩子出现类似症状后，于2019年对Yap医生的临床护理措施提出投诉的。

Loo女士还表示，Yap医生的法律顾问在上诉听证会前两天辞职，并曾对上诉成功的前景并不看好，除非Yap医生“准备进行再培训或在监督下进行分娩手术。”

Loo女士在10月26日写信给AHPRA，要求它完成对其丈夫的所有调查，并“为了公众利益”公布全部调查结果。

国家卫生从业者监察员曾于9月1日致函Yap医生，告知其已就他对AHPRA和医疗委员会在其案件中的行为的投诉展开调查。

据悉，Yap医生曾在阿德莱德大学接受过培训，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妇产科学院的研究员。在去世前，他曾留下文字，表达了他对医疗委员会调查的明显不满。

在一张留给妻子的字条中，他写道：

“在这个阶段，我的产科实践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我无法继续我的职业，照顾那些希望得到我的帮助的病人。”

“AHPRA和医疗委员会的持续骚扰将使我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创伤，在专业上无法照顾我的病人，在经济上无法照顾我们的孩子。”

“他们在滥用权力，公众和我的职业竞争者都知道如何利用AHPRA作为工具来骚扰无辜的医生。”

Loo女士说，她丈夫的法律团队曾聘请四名医生出具专家报告，发现他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错误。

在他电脑上发现的另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Yap医生写道，他因不使用产钳而受到“惩罚”。

“在我看来，由于医疗委员会的裁决，分娩创伤的发生率可能会上升……我坚持患者的意愿，继续（原文如此）使用。”

AHPRA曾在9月21日致信Yap医生的保险公司的律师Jaswinder Sekhon，提出在Yap医生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情况下，给出调查结论是“不合适的”。

AHPRA在本周的声明中称，由于Yap医生身故，故已不存在公众的医学风险，因此决定停止调查。

但Loo女士在致AHPRA并抄送州长Steven Marshall办公室和工党参议员Penny Wong的信中表示，不完成调查是 “不可接受的”。

“这让我很心痛，他是一个喜欢为所有事情寻找解决方案的人。”

“也许他的生命很短暂，但他的一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需要经历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一切……但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坚强，我有三个孩子要照顾。”

AHPRA正在协助警方为南澳验尸官准备一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