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lyn”是一名47岁的卑诗省传播策略顾问。

她与伴侣长期同居，没有孩子。近几年，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是父母婚姻中唯一仍在世的孩子，但父亲在早年婚姻中还有两个孩子——也就是她年长许多的同父异母兄妹。她形容与他们的关系“友好，但疏远”。

遗产背景：

没人想到Marilyn的母亲会比父亲先离世，尤其是她的父亲。

Marilyn马上把他带去找公证人立遗嘱。

Marilyn说，“我突然间要独自负责照顾爸爸——一个从没买过菜、没交过账单、也没打理过家庭的人”。她不仅是父亲的遗嘱执行人，还是他的授权代理人。她说父亲“出奇地配合”，也非常感激女儿的帮助，尤其是他与另外两个孩子几乎没有联系。对此Marilyn并不责怪他们。“我爸爸当年离开第一个家庭去组建新的家庭，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充满复杂家庭关系的局面。”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父亲坚持要让Marilyn在遗产中占“大头”，而Marilyn认为这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并当面表达了反对。“我的兄妹本来就对父亲心怀怨气，这样分配只会让情况更糟。”她还担心，他们可能因此提起诉讼，把她告上法庭。

但像许多固执的父亲一样，他坚持把将近100万加元的遗产这样分配：Marilyn得50%，同父异母姐姐得30%，同父异母哥哥得20%。作为执行人，Marilyn答应遵照他的遗愿。作为姐妹，她另有打算。

她是怎么做的：

父亲去世后，Marilyn去见了自己长期信任的遗产律师，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Marilyn说，“我解释了父亲的遗嘱，但我希望违背他的安排，把遗产三等分”。律师不仅称赞她的慷慨，还建议平均分配。“她说这样既能避免遗嘱被挑战的风险——因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也确实是正确的做法。”

Marilyn补充了一个重要背景：她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钱，以及一套无贷款的房子。她的经济状况远好于兄妹。“我觉得我已经拥有足够多，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如果她当时经济拮据、负债累累，或有一群需要支付大学学费的孩子，她还会这样做吗?“这是个好问题。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正如所有人一样，Marilyn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现实行事——既遵从道德，也遵守法律。“律师说我不能改写遗嘱，但我可以把我那一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分给他们。”

她的收获：

按惯例，所有受益人都收到了遗嘱副本。这一次，遗嘱还附带了一封Marilyn律师的信，说明她希望把遗产平均分配。

至于兄妹的反应?他们收下了钱，但都没有正式回应。

Marilyn说，“说实话，我从没和他们谈过他们对我做法的感受，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她也并不期待。事情就是这样。”

即便Marilyn曾希望这个举动能拉近彼此关系，她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也没有主动提起。“如果他们想谈，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没开口，我也就没提。”她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心肝”。也许这个举动反而再次强化了这种旧有的家庭动态。

无论如何，在父亲去世两年后，在这笔六位数的“橄榄枝”之后，他们的关系，仍然和从前一样，不咸不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