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保守党领袖博励治称赞川普抓捕了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将他送往纽约的监牢，政论家考尔（Sharan Kaur）指出，博励治可能是得不偿失。

她指出，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保守党领袖博励治毫不犹豫地透过社交媒体祝贺川普完成这场“逮捕”，并将马杜罗烙上必须在监狱中腐烂的“毒品恐怖分子”标签，博励治所做的不仅仅是庆祝一名暴君的倒台；他还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他愿意拆解那套保护加拿大这类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

她批评博励治的立场并非为马杜罗辩护。她解释说，马杜罗的履历是一本苦难帐册：窃取选举、国家授权的酷刑，以及导致数百万人散布全球的人道主义崩溃。那些数百万受害者中，就包括年轻时期的阿娜伊达·加林多，也就是现在博励治的妻子（她逃离委内瑞拉）。体会这一刻对他们家庭的个人情感重量至关重要，这是故事的人性核心。但在全球政治的剧场中，个人联系只是一种解释，而非正当理由。

她认为这当中有两件错事——马杜罗的法外专制与川普的法外掳人——并不能成就一件对的事，它们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与动荡。

她又说，透过支持委内瑞拉所称的美国军队“懦弱绑架”，博励治正拥抱分析人士所称的“唐罗教条”——这是二十一世纪门罗教条的变异版本，它不将西半球视为国家共同体，而是将其视为美国利益的私人领地。

她指出，川普的动机并非解放委内瑞拉人民，而是征收他们的石油。他的政府已经发出信号，表示美国公司将成为“振兴”委内瑞拉三千亿桶原油储备的主体。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这是一场恶意收购，是对法治的绝对侵蚀。

她认为，这里创下的先例是灾难性的。如果加拿大人接受大国可以单方面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谁掌权）以执行其国内刑事起诉的假设，加拿大人实际上就是在宣告国际法的终结。对委内瑞拉主权的侵犯，博励治侵蚀了加拿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道德立场。如果“势力范围”可以为加拉加斯的军事入侵辩护，那么它们也会被用来为基辅的入侵辩护。

她指出，这种教条将每一条国界都变成了一种建议，它邀请了一个“强权即公理”成为唯一有效法律的世界。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这种结盟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它揭示了博励治自身的政治直觉。他急于加入川普式的合唱，背离了以往加拿大领导人传统的“原则性保守主义”，那些领导人虽然通常立场鹰派，但始终坚定致力于保护中等强国的多边机构。相反地，博励治正日益反映出川普式的“英雄史观”——即认为规范是给弱者看的，而结果总是能为手段辩护。他正以低调、艰难的国际外交工作，去换取“强人”胜利带来的多巴胺快感。

她认为，这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转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漂移，导向一个将制度腐朽重新包装为“常识”纪律的世界。加拿大人必须能够同时持有两种想法：马杜罗属于法庭，以及法外的军事突袭是将他送往法庭的错误方式。加拿大真正的领导力，需要有勇气告诉加拿大人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不能为了抓捕一名小偷而烧掉整个邻里。博励治选择成为一个回声而非一个独立的声音，这向加拿大人展示了他究竟站在规则导向国际秩序的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