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夺取伊朗核原料，正在制定控制或运出伊朗浓缩铀的作战策略，可能派遣美军联合特种作战部队执行任务，预料以色列特种部队也不会缺席。任务风险极高，是各界共识。

2009至2014年间在五角大楼担任助理部长，主管核生化武器的韦伯（Andrew Weber），也待过国务院，目前是智库“战略风险协会”的资深研究员，苏联解体后，他到哈萨克、乔治亚等昔日卫星国移除核原料，累积20年丰富经验。

他投书纽约时报，坦言要在伊朗境内降落部队、迅速辨识并运出高浓缩铀，实际上接近“不可能”。

韦伯指出，若要真正“安全”移出这些材料，必须在现场长时间部署兵力与技术人员，而不是靠一次突袭就能搞定。

韦伯回忆，过去在叙利亚处理1300公吨化学武器时，美国军方估计7.5万名地面部队才能同时控制多个设施。

核原料与化武完全不同：浓缩铀若是封在小型气瓶内，必须原封不动运出，一旦破裂或泄漏，可能释出放射性气体，需要现场封装并运往第三国重新包装。 这意味不仅是“抢回来”，更涉及极高风险的辐射与运输程序，远比在叙利亚封装化学武器更复杂。

即便排除辐射风险，这类行动在军事上也是极高风险任务：要深入伊朗境内降落特种部队、与可能埋伏的防卫部队交火，同时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复杂的核原料装载与运输，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重大伤亡或辐射事故。

五角大楼与国会早就警告，夺取或摧毁伊朗核原料“将是极高风险的军事行动”。

川普政府原本希望对伊朗用兵速战速决，却发现战争成本与军事风险远高于预期。韦伯的看法呼应此一脉络：幻想在战争高峰期以一次突袭就解决伊朗核原料，等于是“用军事捷径代替政治与外交的长线工作”，这在战术上极易失败，且在战略上往往会延长冲突。

韦伯主张，最有效方式是“在和平时期系统性移出”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这可以是停火或谈判条件的一部分，例如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时，由第三国或国际机构协助将浓缩铀转运至安全保管地点，而非在战火中强行突袭。

 这种模式类似过去在哈萨克、乔治亚等地的核原料回收案例，靠的是长期规画、情报协调与外交谈判，而非单纯的军事硬冲。

军事打击顶多只能延缓而无法伊朗核计划。 多数专家认为，核知识与技术一旦掌握，就无法透过轰炸消除，真正的解方仍然是外交与监管机制。

当前这场战争并没有降低核风险，而是把问题从“可监控的核计划”转变为“不可预测的核原料与政治动机”。对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摧毁伊朗，而是如何在战后重新建立一个可被信任的核管控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