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2024年可能最终被人们铭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复仇的一年。

在弗里德曼的晚年，这位自由市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在几个不同场合表示，移民是好的，尤其是20世纪初大规模移民到新大陆是非常好的，但他认为，彻底开放的边界与大型现代福利国家是不兼容的。这一观点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并不具有争议，但弗里德曼从未完全得到极端开放边界的自由主义者的认同。

因此，几乎很难找到任何关于弗里德曼这一难题的讨论，能够不带批判的看法。例如，弗里德曼的崇拜者、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将弗里德曼的警告归结为老年“偏执”和错误的数学计算。

这一切突然发生了转变，这也是目前加拿大自由党陷入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2024年，劳工和银行经济学家开始发出警告，称政府失去了对基本移民参数的控制，国家甚至无法准确实时统计居民非公民的数量。在COVID疫情压力下，自由党开启了大门，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量低薪劳工、庇护申请者和国际学生，而这些人原本应该能够自给自足。

这些选择对我们福利国家的半官方安全阀系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如紧急收容所和食品银行。它们对住房建设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住房建设一直受到重度监管的束缚;也增加了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而医疗保健被排除在“市场力量”之外，因此无法像鞋店那样对人口增长作出反应。

这些问题还与劳动力生产力停滞、令人不安的城市衰退以及人均GDP的剧烈下降时期相吻合——这是开放边境倡导者无法预测、没有预测到、也无法真正解释的。

我们在2020年代的行为，正如一个福利国家，决心验证弗里德曼的原则，并且我们发现它是正确的。

当然，如果我们能让弗里德曼的翻版或布莱恩-卡普兰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经济一定会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对新移民的限制也会减少。加拿大是一个试图将大量经济民族主义与大量移民结合起来的国家。这始终是一种奇特而昂贵的理想混合体。十年来，自由党政府一直宣称我们是 “后民族 ”国家，并公开敌视文化民族主义和历史传统，现在看来这一切开始变得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