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加拿大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不仅房价高企，物价也飞涨。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达特茅斯41 岁的律师罗宾-施莱豪夫(Robyn Schleihauf)表示，她一直喜欢拥有自己的空间。但现在由于生活成本飙升，出于担心财务状况，她只能和室友分享生活空间。

以下是罗宾-施莱豪夫在CBC “第一人称 ”亲述自己41岁仍需要招室友分担财务困境的经历。

公平地说，这不是他的错。他有一份全职工作，还做遛狗和喂猫的小工，而且刚在酒类专卖店找到另一份兼职工作。他没有恶意，甚至也不是真的疏忽，他只是为了付账单而过度劳累，最后只能叫外卖。

清理室友的腐烂食物可不是我想象中的 41 岁律师生活。

上一次有室友时，我 25 岁。我们合租在哈利法克斯一栋高大的历史悠久的房子里。我是一名女服务员，她在读艺术学院，我们很少有交集。尽管如此，我还是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于是，我降级租下一条繁华街道上的破旧公寓，位于城市救护车车库和医院之间。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事实上，我一直渴望有这样的空间。小时候，我和两个姐姐共处一室，我试着在地板上画一条虚线，把我和她们的三分之一房间隔开。

2021 年，我在哈利法克斯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当时，人们不停地评论自 COVID-19 以来市场的涨幅。

当时，我觉得自己必须尽快买房，因为我知道，如果房东卖掉了我所在的公寓房子，我就只能在现在疯涨的租房市场上徘徊了。

如果没有家人的帮助，即使我的收入不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买房。我很庆幸自己能找到预算内的房子，也很幸运。搬进我的小平房后，我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利用工作间隙高兴地为柴火炉堆柴火。

但是，有时计划不如变化快，生活会把你带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当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打破了我16年的独居的宁静生活。我开车在新斯科舍省和安大略省之间来回奔波。在急诊室的塑料椅子上支撑着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在父母的餐桌上努力经营我的律师事务所，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我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也无法看着父亲挣扎着呼吸。我接受了同事们的提议，缩减了我的法律业务。

在我父亲去世约一个月后，我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我继续跨省的照顾之旅，重振我的法律业务仍被搁置一旁。

我曾犹豫过是否应该卖掉房子重新租房，但我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在哈利法克斯租一套一居室公寓的费用现在已经和我的按揭还款额相当了。我决定找一个室友住在我的客房里，试图重建一些经济安全感。

近两年后，我的父母双双离世。但即使是现在，当我的法律业务再次增加时，我仍然惴惴不安，担心飞涨的生活费用可能永远不会下降。

我知道，有许多加拿大人的住房情况比我更不稳定。我很幸运拥有一套住房，而且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没有住房。不过，作为千禧一代，我很难相信经济状况会变得更好或更轻松。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当第一个室友搬进来时，我的侄女在我家吃晚饭时说："我不想要室友。“

我对她说：“没那么糟糕，”尽管确实自己感觉像是有人闯入了这个特殊的空间--我的第一个家。

几个月后，我的车被撬了。后排乘客的车窗被砸碎了;小偷一定是看到了从座位套下露出来的我的钱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带走，但我没有想到。

当然，我也听说过城里一些车没上锁就停在车道上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事，但在哈利法克斯，我还没有养成在大白天把车停在人烟稀少的碎石路肩上时担心被砸被抢的习惯。

我给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打电话，报告各种卡被盗，而我的朋友则清扫后座上的碎玻璃。

在我成功冻结我的借记卡之前，不管是谁拿走了我的借记卡，他在某个地方花了 200 多元，我在电话里花了 45 分钟向银行的各个部门报告了这起欺诈案。

几天后，我的网上银行显示那 200 元是在一元店消费的。我的心碎了一地，为偷走我借记卡的人感到惋惜。在一元店消费的那 200 元让我相信，这个个人很可能需要一些必需品，比如日用品和卫生用品，也许还需要一些小东西--零食、小工艺品和玩具。

我认识到，我们都只是在努力过日子--我、我的室友和偷我东西的人--我知道，如果我这么担心，那么还有更多的人比我更担心。

我知道，一些腐烂的杂货与我的农产品共用同一个冰箱空间不会要了我的命。不过，我还是怀念独处时的宁静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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