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富人趁着疫情大发横财，穷人的生活却雪上加霜。两极分化的背景下，美国掀起了一股“仇富”浪潮，美国公众对富人阶层发起了声讨。如今，这股浪潮终于蔓延到了股神巴菲特身上。

巴菲特做慈善反遭美国网民声讨

美东时间6月23日，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被称为股神的沃伦·巴菲特，宣布辞去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并向五家基金会捐赠价值41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

巴菲特宣称，这次捐赠已经完成了人生一半的捐赠目标。他在声明中说：“今天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2006年我承诺将我所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相当于我资产净值的99%，捐给慈善事业。如果算上我今天41亿美元的捐赠，我已经完成了一半。”

巴菲特捐赠了如此巨款，按理说美国民众应争相称道其善举，但实际情况却是巴菲特遭到了大批网民的攻击。

在路透社报道巴菲特的新闻下，无数网民倾泻着自己的怒火。

有人批评巴菲特：“如果他缴纳了应该缴纳的税款，而不是捐给基金会，我们就能有像样的医保了。”也有人要求巴菲特“请再多捐点，沃伦，再多捐点”。还有人质问巴菲特：“什么时候兑现承诺？240年后吗？”

巴菲特出人意料地遭到舆论抨击，不少美国网民认为其捐赠行为是一种伪善，因为他一直在逃税避税。而在此之前，美国富豪贝索斯也同样遭受抨击。



▲美国网友抨击巴菲特。图片来源：路透社推特评论截图

美国富豪逃税榜引发舆论哗然

6月20日，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将在7月20日和弟弟一起踏上飞向太空的旅程。就在贝索斯喜出望外时，大量美国网民却希望他“别回来了”。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竟有5万美国人请愿“不要让富豪贝索斯在太空旅行后重返地球”。很多请愿者表示：“地球不需要贝索斯，比尔·盖茨和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希望他们都留在太空”。

超级富豪们先后遭受攻击，表明美国掀起了一股“仇富”情绪。这股仇富情绪不是捕风捉影，而是事出有因。

6月8日，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发布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富豪极少缴纳联邦所得税。比如2014—2018年，最富有的25位美国富豪仅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而巴菲特的真实税率仅为0.10%，贝索斯也仅为0.98%。其中，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甚至没有缴纳任何联邦个人所得税，而2007年其财富增长为38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的中产家庭要痛苦得多。同期，美国中产家庭税后收入增长仅为6.5万美元，但他们的纳税金额竟为6.2万美元，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率为14%，远高于富豪们。

美国的税收压力不平等地压在中产阶级身上，而这个国家的最富裕阶层却得以逍遥法外。



▲ProPublica公布的富豪税率。图片来源：ProPublica网站截图

两极分化加剧美国人“仇富”情绪

实际上，美国人的“仇富”情绪也由来已久。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人的财富总额大幅缩水，中产阶级更是首当其冲。2011年，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谴责华尔街的投机和逃税行为。

2016年，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人桑德斯崛起，他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平等，前1%的人口占据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金融危机的后果由中产阶级承担，而富豪们则可以置身事外。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美国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疫情期间经济的停摆，让普通美国人失去工作、财富缩水，而亿万富豪们则通过投机股市赚得盆满钵满。

据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报告，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0%。在此期间，美国还多了46位新亿万富翁，而现有的660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比美国收入底端的50%人口的财富还多三分之二。

相比之下，2020年下半年美国贫困率上升了2.4%，相当于多了800万贫困人口，非裔贫困率上升了5.4%，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了净资产贫乏状态。大量的美国人失业、陷入债务危机、领取救济，过得十分艰难。

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8年就已经达到0.48，超过了警戒线。疫情之后，美国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仇富”“厌恶不平等”等民间情绪日益滋长。也正是借助于此，拜登总统才敢推动其诸多加税计划。

为了安抚公众情绪，拜登颁布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救济需要帮助的人。如今，又要颁布至少为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以促进就业。但拜登的“放水”，势必让美国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需要通过开源来缓解不断恶化的债务问题。

美国公众的抱怨，拜登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对美国富豪们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巴菲特、贝索斯们被声讨，仅仅是美国“仇富”浪潮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