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去年12月大陆就爆发了武汉肺炎，但一个澳洲华人家庭在不知其严重程度的情况下回广州过年，随即陷入危险之中。在准备搭乘2月1日航班返回墨尔本时，他们又遇到了澳洲的入境禁令。

据澳广新闻（ABC）报导，几经周折，这一家四口历时65小时才终于回到了墨尔本的家中。以下为这家女主人的自述（有删节）。

回国后，我们探亲访友喝茶聊天，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然而到了1月20日，我们一觉醒来，却得知中国官方确认新冠病毒病例已暴增至200多例。

1月21日早上，恐慌开始蔓延。药店的口罩卖完了，价格也翻了一倍多，洗手液和抗流感药物也销售一空。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1月25日新年那天的凌晨2点，我丈夫把我叫醒说：“我听说广州也要封城，你和孩子先回墨尔本，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里。”

他说：“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但今晚或明天早上只剩三张机票，你和孩子先回去。”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先等等看再做决定。毕竟，广州距离武汉约1000公里，并且广州的新冠病毒病例要少得多。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密切关注中国媒体对疫情的报导。

由于无法访问虚拟专用网络（VPN），我只能读到防火墙内部的新闻。

尽管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政府在监测和控制疫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人们看不到有关患者情况的报导，也看不到无法住院的患者的情况，更看不到那些住进重症监护室和死亡病患的报导。

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区也发现了几例新冠病毒病例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确实有可能也会感染这种病毒，于是我们订了四张2月1日的返程机票。

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乘飞机返回墨尔本的两个小时前，我们听到了澳洲政府发布的“入境禁令”消息，即从当晚起，澳洲拒绝一切来自或过境中国大陆的人入境，但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及其直系亲属（如配偶、受抚养者或法定监护人）例外。

不久，我们收到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发来的短信称，我们飞往墨尔本的航班、当晚以及第二天早晨从广州飞往墨尔本的两个直飞航班均被取消。

我们打电话请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改签，但等了几个小时都得不到回复。

第二天，我们决定将所有行李带到机场，看看是否可以更改航班。

当我们来到机场后发现，大约有100个戴着口罩的旅客挤在信息服务台旁等待改签，我们等了五个小时才轮到。

此时从广州到墨尔本的直飞航班已从每天三班减少到每天一班。已经累得声嘶力竭的信息服务台工作人员问我们愿不愿意乘坐一班需要在北京或吉隆坡转机的航班时，考虑到我们还带着6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转机会有接触新冠病毒的危险，因此我们拒绝了。

后来该工作人员又找到了当晚一班飞往阿德莱德的航班，但由于时间太过紧急（20分钟后飞机就要起飞），根本来不及办理登机，所以我们再一次拒绝了，排在我们后面的一对年轻夫妇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争论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获得了四张第二天直飞墨尔本的机票。

当飞机降落在墨尔本机场，澳洲海关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欢迎回家”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历时65小时的周折，我们终于在2月4日回到了墨尔本的家中，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