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虽然没啥本事，但论起交朋友，杜鲁多还是有两下子的。

　　人生在世，谁又没有几个朋友?更何况贵为联邦总理的杜鲁多呢。俗话说朋友不要多，一个顶十个，而杜鲁多的朋友又岂止顶十个呢。

　　正值兰万灵(SNC-Lavalin)司法干涉丑闻燃烧的当下，3月6日杜鲁多前首席秘书巴茨(Gerald Butts)出席国会听证会，而这个巴茨背景可不简单，他不但是杜鲁多铁哥们，而且是杜鲁多身边最信任的人，是杜鲁多朋友圈一个最具代表性案例。

　　亲密顾问转移离岸资产

　　布罗弗曼(Stephen Bronfman)是杜鲁多(Justin Trudeau)最亲密的顾问，在杜鲁多政治崛起生涯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有内部文件披露，布罗弗曼卷入复杂离岸网络，有转移大量资产之嫌，这里面是否牵连到杜鲁多本人，尚未有定论。

　　布罗弗曼与杜鲁多是发小，中间各自分开发展了一段，近年来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关系，各取所需。布罗弗曼为杜鲁多选战筹款两百万加元，并得到报酬，获得国家层面行政决策圈一席之地。

　　布罗弗曼(左)是杜鲁多最亲密顾问，但有内部文件披露，布罗弗曼卷入复杂离岸网络，有转移大量资产之嫌。

　　现年53岁的布罗弗曼经营卡拉利基(Claridgy)公司，这是位于蒙特利尔的一家投资公司，由布罗弗曼父亲查理斯(Charles Bronfman)创立,管理着色格拉曼(Seagram)酒业帝国巨大财富，曾在上世纪20年代显赫一时，而且在美国禁酒运动中从事非法酒类贸易。如今位于曼哈顿的色格拉曼大厦格外醒目，至今仍是其家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作为联邦自由党首席募款人和高级顾问，布罗弗曼巨资来源被认为与离岸天堂有关。他是Seagram基金继承者，成为2013年杜鲁多胜选自由党领袖的主要支柱，里面有其家庭投资的影子。其资金网络分布美国、以色列和卡伊曼群岛(Cayman Island)，可以在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合法避税。

　　上述是由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曝光出来，涉及到税务天堂公司的离岸金融服务。其中还牵扯出前加拿大参议员卡尔波(Leo Kolber)，他属于联邦自由党，当年由老杜鲁多(Pierre Trudeau)任命。卡尔波又与布罗弗曼有紧密联系，是卡拉利基公司客户，他的钱作为“服务中介”，纳入布罗弗曼基金。天堂文件显示机密的电子邮件内容，包括布罗弗曼与卡尔波在业务上的联系，几乎连接一体。布罗弗曼家族信托在卡伊曼群岛建立，其中一个赞助商就是卡尔波，却由卡尔波的儿子约纳坦(Jonathan)出面。

　　布罗弗曼、杜鲁多与前参议员卡尔波(右二)有着紧密三角关系，已经涉嫌贿赂。

　　更早前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的曝光，增大了对杜鲁多压力，使杜鲁多家族遗产受到审视。杜鲁多本人曾表态在这方面是透明的，不过天堂文件带来新压力，这些文件高度聚焦于杜鲁多税务记录。

　　布罗弗曼、卡尔波与杜鲁多紧密三角关系，在2017年12月得以展示。当时联邦自由党为了募捐，一张票售价1,500加元，聚会地点就在卡尔波位于蒙特利尔的寓所，与布罗弗曼共同主办，杜鲁多则负责抽奖。布罗弗曼转告卡尔波说：“让你必有所得”，于是无息贷款就成为潜在避税规划。而佛罗里达大学税务教授马克库奇(Grayson McCouch)表示：“如果掩盖或扭转利息支付，应该视为贿赂企图的证明。”有媒体就此曾向杜鲁多询问，杜鲁多却保持沉默。

　　道德专员从阿迦汗开刀

　　2016年12月13日，杜鲁多发布一份声明，祝贺阿迦汗(Aga Khan)81岁生日。该声明说：加拿大和阿迦汗有着密切关系，并于2009年授予他荣誉公民身份。“我以殿下作为一名导师和朋友为荣，他多次表示，无论我们的信仰，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的肤色，或我们说的语言，我们都是这个平等世界的一名成员。”

　　阿迦汗四世和加拿大关系密切，杜鲁多曾去其私人岛屿度假，成为被道德专员裁定违法的首位加国总理。

　　同年12月26日到2017年1月4日，杜鲁多一家五口和两个党内朋友及其家人在阿迦汗私人岛屿贝尔岛度假。他们到达巴哈马首都拿骚后，转乘主人私人直升飞机上岛。

　　阿迦汗四世(Karim Aga Khan IV)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最高精神领袖，他领导的“阿迦汗发展网络”项目获得加国政府资助。他还创办了阿迦汗加拿大基金会，和加拿大关系密切。他是老杜鲁多多年好友，其友谊始于上世纪60年代，此后一直通信、互相拜访，两家人一起去希腊度假。杜鲁多说，他在那些假期和阿迦汗四世孩子们建立了友谊。

　　对杜鲁多一家度假经过近一年调查，国会道德规范专员道森(Mary Dawson)2017年12月21日公布结论：杜鲁多违反四项加国利益冲突法中关于官员收礼或接受旅行邀请的条款。杜鲁多成为首位被道德专员裁定违反行为准则的总理，但自由党携其议会优势，否决了反对党要杜鲁多直接回答的提议。

　　2018年年初，杜鲁多开始全国对话之旅，首站是新斯科舍省Lower Sackville。1月5日，一位年轻女性提问杜鲁多违反道德行为准则已触犯法律，如果与阿迦汗是朋友，就不该拨款给其基金会;如果阿迦汗是游说者，就不该接受对方好处。

　　阿迦汗基金会主要游说联邦政府，需要加拿大纳税人资金支持，对于加国政局已经构成影响。

　　阿迦汗基金会主要游说联邦政府，包括总理本人，已正式注册为游说组织，需要加拿大纳税人资金支持。不过阿迦汗只给杜鲁多及家人和他朋友天堂度假，该基金会有16项合作伙伴关系，最近一个项目是为期5年的5,500万加元项目，旨在改善阿富汗卫生服务，该项目于2015年12月由杜鲁多政府宣布。

　　索罗斯撬开加拿大国门

　　2016年1月20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杜鲁多在国际精英面前表现的好机会，私下交往同样重要。达沃斯论坛第一天，杜鲁多在出席会议、发表讲话之余，分别与国际投资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壳牌石油公司、Facebook和微软代表见面。

　　同年9月，杜鲁多通过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宣布，加国将与美国亿万富豪索罗斯合作，推广一项私人担保难民计划，表示私人担保难民相对其他难民更早、更容易融入加国社会。

　　由加拿大政府、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以及索罗斯基金会(Soro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联手发起这项计划，于同年12月在渥太华开会，确定拨款安排细节。该计划将推广私人担保作为接收难民一个渠道，鼓励社区组织和私人参与，调动个人直接出资帮助难民。

　　杜鲁多选择与索罗斯合力推动难民政策，不仅把穆斯林移民带到西方，而且发起了相关宣传攻势，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本国公民予以支持。他们联合做法还试图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不只是帮助难民本身，而且带来建设性正面效果，并使这种说法变成全球性话语叙述，希望用这种舆论导向堵住反对派的嘴，只能讲这种难民政策正面意义，使在西方的难民安置正常化和常态化。

　　杀害华裔女童申小雨的叙利亚难民阿里就是通过私人担保途径来到加拿大。

　　索罗斯想不动声色地与杜鲁多推行上述做法，借着美国选举分散对这方面注意力，与杜鲁多合作开放加国边界。美国非法移民清楚川普不会对他们网开一面，所以他们感谢杜鲁多，都一窝蜂地涌向加国边界。

　　尽管营造了强大文宣攻势，民众反应则是另一回事。Angus Reid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明确反对这一难民计划。

　　克林顿基金会引发是非

　　2017年12月15日，在北约克亿万富翁豪宅内发现两名死者，原来是豪宅主人、加国药业大亨谢尔曼(Barry Sherman)和妻子哈尼(Honey)，他们被发现双双神秘死于家中。警方认为死因“可疑”，这家犹太人既是联邦自由党金主，也与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关系密切。然而就是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如果检讨朋友圈关系，也是杜鲁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加国药业大亨谢尔曼和妻子哈尼是联邦自由党金主，和克林顿基金会关系密切，死因可疑。

　　2017年7月，杜鲁多以本国政府推动男女平等的名义，将2,000万加元捐给克林顿基金会。在当年财政预算中，杜鲁多政府重申加国外援与发展计划，拨6亿5千万加元作为特殊专款，用于世界最贫穷地区卫生改善。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肯定地说，给克林顿基金会的款项属于不请自来，出于加国自愿。对方接收两千万加元，以四年为期用于尼日利亚(Nigeria)，来改善其年轻女性生理卫生状况。

　　这并非杜鲁多第一次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在此之前，曾拨出1,920万加元给克林顿基金会，名义上是疫苗接种项目;1,420万加元是治疗痢疾项目;46万加元是肺结核研究项目。

　　克林顿基金会处于争议包围之中，曝光所接受的慈善款项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沙特、德国、澳洲、卡塔尔和摩洛哥等。2016年《华尔街杂志》(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报告披露，为推动基石油管(the Keystone XL pipeline)工程，克林顿基金会接收了来自加拿大政府机构的50万加元，这些钱来自加拿大纳税人。

　　对于杜鲁多给克林顿基金会的钱，很多国民都在问到底为什么?是出于政治考量、个人交情还是其他原因?而大批费用被克林顿夫妇私人享用。正是从克林顿基金会的捐助里，克林顿得到2,600万加元作为讲演费。

　　《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曾就此发表社论，质询加拿大是否将纳税人的钱给了克林顿基金会?据悉加拿大政府在杜鲁多的指示下，有笔钱以克林顿基金会名义，又转给一个海外保健组织，即“克林顿开发健康创意”(the 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作为一项慈善计划，打着克林顿基金会保护伞。而这个所谓非营利组织，在2016年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大选中已卷入成为丑闻。

　　克林顿基金会与杜鲁多也有着说不请道不白的关系，自从自由党上台以来已经多次拨款给基金会 。

　　坦率地讲，要说杜鲁多与克林顿夫妇还真有缘分，希拉里祖宗上溯新法兰西时期，与魁北克不少显赫人物是远亲，其中就包括杜鲁多。

　　密歇根州法裔加拿大人传统协会(French-Canadian Heritage Society of Michigan)专家莫罗——德萨奈(Gail Moreau-Desharnais)翻查希拉里族谱，发现希拉里有极深的加拿大法裔渊源，她的母系祖宗是其中一名“王女”迪科尔(Jeanne Ducorps)。在1663年到1673年期间，法王路易14世派遣迪科尔及700多名年轻女子到新法兰西，不少女子不情愿外徙，与殖民地男人通婚。

　　一个历史学会专门研究这段历史，其主席贝洛(Irene Belleau)指出，当时有女子带备财物、家具，远赴新法兰西。至于迪科尔，她在1667年入境，嫁给铁匠马赛(Martin Masse)，生育8个孩子，其中最少3人在成年前死亡。2003年希拉里在自传《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就曾提到，她的外祖母是法裔加拿大人。

　　杜鲁多基金会与华商朋友

　　不得不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杜鲁多执政后，杜鲁多基金会(Trudeau Foundation)收到的捐款数大幅上升，其中包括来自杜鲁多一些华商朋友。

　　对杜鲁多基金会公开数据分析显示，其实从2013年4月杜鲁多当选联邦自由党领袖以来，该基金会收到的捐赠就大幅上升，甚至外国捐赠也逐年大幅上升。更有甚者，基金会许多捐赠人、主管和成员与积极游说联邦政府的企业和组织关系密切。

　　上述分析显示，自2014年以来，杜鲁多基金会108名捐款人、董事和成员中，就有近40%和游说政府组织有关联，这一比例已构成利益冲突，显示该基金会本身运作，已对杜鲁多政府形成道德挑战。

　　杜鲁多兄弟亚历山大现任该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有很深的政商背景关系。

　　前联邦保守党临时领袖安布罗斯(Rona Ambrose)就曾给联邦道德专员和游说专员发出信函，指出杜鲁多兄弟亚历山大(Alexandre Trudeau)现任该基金会董事会成员，联邦工业部长指派基金会两名董事，杜鲁多本人利用总理职务之便参与筹款活动，触犯利益冲突法，要求调查联邦自由党筹款做法，尤其是调查是否有人利用献金对政府施加影响。

　　有批评人士称，杜鲁多家族成员一直参与该基金会，向基金会捐款有可能为杜鲁多家族谋利。政府问责机构民主观察(Democracy Watch)联合创办人科纳齐(Duff Conacher)说，谁都没有充分理由说，杜鲁多当上联邦自由党领袖、尤其是当上总理，和同期基金会捐款大幅上升，两者之间只是个偶然。

　　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在杜鲁多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已有隐性问题。为纪念前总理老杜鲁多，杜鲁多基金会于2001年成立，主要举办公共政策问题研讨会和颁发奖学金。但因基金会资金多来自税收公款，早期阶段就饱受争议。就连一般不给社会和人文学术研究拨款的联邦工业部，2002年曾破天荒给了该基金会1.25亿加元，当时是联邦自由党执政时期。

　　从杜鲁多当选联邦自由党领袖以来，杜鲁多家族基金会收到的捐赠大幅上升，许多捐赠人已违反利益冲突。

　　有具体数据显示，截至2015财年，基金会净资产增长1.2%至1.5亿加元。自2013年4月杜鲁多当选自由党领袖，基金会收到捐赠从2014年的172,211加元，增至2016年的731,753加元，上升4倍。2008——2013年期间，基金会一直没有外国献金，但此后3年期间，外国献金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53,000加元飙升至2016年的535,000加元，3年增加10倍。其中中国商人张斌(Bin Zhang)通过加拿大注册公司给基金会的20万加元捐款，成为国会激辩焦点。

　　2014年12月，联邦自由党发言人卡勒伊(Braeden Caley)曾对外表示，杜鲁多没有参与基金会运作。但据了解，杜鲁多兄弟和家族密友希曼(Roy Heenan)却自基金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参与基金会日常运作。该基金会还规定，杜鲁多、亚历山大和希曼三人有权指派两名董事。基金会与活动主办方往来通信还显示，截至2014年9月，杜鲁多还出现在基金会宣传材料中，而当时杜鲁多已做了1年半自由党领袖。

　　2016年5月19日，杜鲁多曾经去多伦多一名华商家里参加宴会，宾客支付了1,525加元入场费，轰动主流舆论。

　　正是根据杜鲁多基金会本身提供的资料显示，除基金会多数捐款人和基金会本身关系密切外，许多捐款人、董事和成员还和加拿大国有企业及游说倡导组织机构有关联。如谷歌前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庞巴迪董事会成员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列席基金会董事会，曾为基金会从谷歌拿到2.5万加元捐款。自杜鲁多当选总理后不到一年中，谷歌已游说联邦官员22次，其中两次是直接向杜鲁多本人游说，远远高出2015年谷歌对哈珀政府的7次游说。

　　加航、满银和森科尔(Suncor)能源等大型企业，自杜鲁多当选总理以来，也一直赞助基金会，是目前在联邦政府登记的游说企业和机构，它们连同谷歌赞助，占2014年以来基金会所有筹款活动的一半。

　　中国商人张斌曾通过加拿大注册公司给杜鲁多基金会20万加元捐款，成为国会激辩焦点。

　　2016年5月19日，杜鲁多曾经去多伦多一名华商家里，参加了一场有32名华商出席的宴会，其中有亿万富豪和拟建私人银行的华裔金融名流。参加这场“豪门宴”的宾客，支付了1,525加元入场费，作为给联邦自由党政治捐款。宴会后不久，杜鲁多基金会还收到了来自中国富商的大笔捐款，本次聚会筹集了100万加元，75万加元给了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20万加元给了杜鲁多基金会，5万加元用于塑造老杜鲁多铜像。

　　杜鲁多本人当然急于撇清与该基金会关系，但事实上他的名字是在2018年才刚从基金会领导层移除，更令外界加深怀疑，有欲盖弥彰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