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很多人都觉得，那些通过团聚移民，被子女接到加拿大的中国老人，过得都是享清福的日子。

　　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些老人的生活可能远比他们在国内要糟糕得多。

　　在温哥华城市核心地带的最东端，就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十几年前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如今却只能靠着政府的救济才能吃上饭。

　　石晓文的儿子在加拿大已成家生子，为了帮忙照顾孙辈，9年前，石晓文和丈夫焦丙旭(音译)从黑龙江老家来到加拿大定居。

　　事实上，照顾孙辈是很多中国老人移民到加拿大的原因。

　　初来加拿大时，他们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为贴补家用，石晓文开始在一家蓝莓农场打工。

　　当时每采摘一磅蓝莓可以赚40分(合2块钱人民币)，为此，石晓文每天要在烈日下工作14个小时，最终因严重的膝盖疼痛停了下来。

　　现在的石晓文，膝痛越来越厉害，即便在做饭过程中也要躺下来休息几次，丈夫担心有一天她再也站不起来了。

　　在孙辈十多岁时，他们从儿子家搬了出来，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安下家。

　　唐人街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东端，从19世纪后期开始慢慢发展。如今，这里依旧是加拿大最贫穷的社区之一，却抬头就可以看到耶鲁镇高耸的豪华公寓，距离加拿大最富裕的西温哥华也只有几公里之遥。

　　唐人街在很多老人心中，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退休社区。这里有华人的蔬菜水果店、肉店和干货店，摊主都讲普通话或广东话，让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老人感到非常方便，甚至“有点像家”。

　　遗憾的是，这些华人商铺正慢慢被豪华健身房、素食餐厅和时尚服装店所取代。

　　石晓文和丈夫在唐人街租了一个单间公寓，生活非常拮据，有时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他们的儿子要挣钱养家，无法给父母太多贴补。虽然他每个月都会带来些食物和父母一起吃，但石晓文和丈夫一日三餐中的大部分，都需要从当地的食品银行领取。

　　每个星期，他们都会一起去食品银行领吃的。丈夫一只胳膊搀住石晓文以防她摔倒，另一只胳膊拖着一个可折迭的手推车，里面装满了鸡蛋、牛奶、蔬菜等领到的食物。

　　除了领取政府救济的食物，一些中国老人还用当年干农活的经验，在温哥华养活自己。

　　在妇女中心专门为中国老人分配的菜园里，72岁的倪桂蓉(音译)播下了胡萝卜的种子，79岁的万亚琴(音译)在给孢子甘蓝和苦瓜浇水，83岁的关玉英(音译)正采摘苋菜，大家用几十年积累的农业知识一起打理这片菜园，每天如此。

　　当天收获的十几个中等大小的西红柿和一袋苋菜，足够两个人的一顿饭。

　　倪桂蓉、万亚琴、关玉英，还有石晓文和焦丙旭，他们都在2010年代移居加拿大，现在，他们也都是需要依靠政府资助才能活下去的老年人。

　　但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养老金非常有限，支付完房租和账单就所剩无几，这让他们只能依靠食品银行和慈善项目来获得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

　　更糟糕的是，由于语言障碍，即便是领取救济食物，很多中国老人也会费尽周折，甚至遭遇公开的敌意和种族主义。

　　72岁的中国老人李静(音译)就曾在食品银行领食物时，与一名志愿者发生冲突。

　　那是疫情爆发之初，一个名为Smoke Signals的机构在温哥华主街和东黑斯廷斯交叉口附近分发食物。

　　食物一但放上桌子，秩序就开始变得混乱，志愿者和排队的人之间经常因为领取数量等问题发生争执。

　　对一些长期在亚洲食物匮乏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囤积食物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当这些人看到食物或生活必需品时，总是会“抓住他们能抓住的一切”。

　　这让李静等守秩序的中国老人，也会因为有着相似的亚洲面孔而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一些志愿者甚至会把更好的东西留给非亚洲人，即使他们并不在队伍中，然后会用一根棍子把李静他们赶走。

　　事实上，针对亚裔老年人的歧视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些食品银行项目中长期存在，并发生过多起涉及中国老年人的恶意事件。

　　这种歧视部分源于电影电视和媒体的刻板描述，中国人的主流形象经常被描绘成比其他种族更富裕的人，认为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是“财富的囤积者，根本不需要帮助，并占用了这里所有的空间和资源”。

　　而这掩盖了许多人正在经历的贫穷。

　　安娜·劳(Anna Lao)是温哥华唐人街京华餐馆(Gain Wah Restaurant)的厨师，很多人饿的时候就会找到她，她也总会想办法给他们找点吃的。

　　安娜每个月都会向居民发放优惠券，这些优惠券由公益组织SRO Collaborative资助，可以用来从京华餐馆换取食物。

　　一位老人攒了整整一年的优惠券，为的就是能给已经分居的儿子和儿媳买一顿圣诞晚餐，让他们和好。

　　让人倍感凄凉。

　　原来，温哥华不仅是富有者的天堂，这里更有你想象不到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