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应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而非所谓的可自由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等一系列看似很“国际”的举措。在利率市场化时间表尚未明确之前，在真正可以比肩高盛、大小摩以及花旗、汇丰的超级金融机构尚未出现之前，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宁可谨慎一点，也不要盲目推进。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更是直言正在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那一天做准备;而一向热衷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世界银行不仅发行了5亿元的人民币债券，行长佐利克也于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敦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实现全球货币体系现代化，以便能够涵盖多个主要货币，在佐利克的构想中，人民币应在重组后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影响力同样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甚至像美国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那样过去在人民币问题上喜欢向中国发难的人物，近日也撰文呼吁美国接受人民币可能成为全球性货币的事实，并要加速这个过程。

　　对经济总量刚刚登上世界第二大国台阶且一直苦于没有国际化货币杠杆的中国来说，人民币如果能尽快国际化，进而成为比肩美元和欧元的世界三大货币之一，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全面崛起，同时也可为中国参与国际顶层分工提供实质性支撑。正因如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国内问题，更是国际话题，是关系到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洗牌的头等大事之一。

　　众所周知，金融一向被视为美国最后，也是最神秘的王牌。享有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到底从这个特权符号中获取了多少收益，也许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心里清楚。对伯南克们来说，之所以还能不顾国际压力而施行量化宽松政策，说到底，还不是吃准了美元暂时的不可替代性?

　　看看日薄西山的英镑以及英国在国际货币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能明白基于综合国力的金融影响力之于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国人千万不要相信弗雷德·伯格斯滕真的是在主张美国应放弃世界主导货币地位，千万不要相信美国真的有人已厌倦了美元的储备货币身份。这些深谙国际金融博弈之道且一向致力于维护美国金融特权地位的所谓大牌学者们，只不过不愿意看到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相对衰落的事实，而在尽力通过释放分权信号来让货币国际化基础暂不具备的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已。

　　不能不说，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热衷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舆论有不少相当肤浅，甚至有害于人民币国际化内在逻辑的。有人干脆无视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约束条件，恨不得明天就看到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去年6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只是表示希望考虑将人民币“尽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就一下子激起了部分国人的无限联想。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卡恩还列了个前提条件：人民币汇率必须首先由市场自由决定。果不其然，去年11月15日，IMF执行董事会没有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这又使得部分国人格外失望。

　　其实，IMF没有为人民币破例或者说对其“拔苗助长”，既是对既有国际规则的遵守，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民币的一种保护。日本老资格的前货币官员行天丰雄日前所说的话尽管刺耳，但却值得倾听。

　　他认为，人民币在当下“完全不够格”，难以纳入IMF由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一篮子货币组成的SDR。中国应该为此等待10年乃至15年。当然，眼下心里酸楚楚的日本从内心里是很不愿意看到中国拥有可以与其比肩的金融实力的。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过之后，日本人或许越发焦躁。

　　不过，中国在2015年之前也许可以初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愿望。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的时间表，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外汇局将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国外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日程。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并不重要，关键是从现在开始要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

　　从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以及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路径演变来看，基于经济实力提升而寻求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只是货币国际化的动因之一。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才是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条件。而在上述要素发育尚未成熟之前，切莫因为眼馋国际化“红利”而掉进“温柔陷阱”。

　　正如已有学者所提醒的那样，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而非所谓的可自由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等一系列看似很“国际”的举措。的确，在极为重要的利率市场化时间表尚未明确之前，在主要商业银行的行为并不“市场”或暂时无法真正“市场”之前，在真正可以比肩高盛、大小摩以及花旗、汇丰的超级金融机构尚未出现之前，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之前，在从监管层到操盘手的风险管控意识与监管水准依然难令国人放心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宁可谨慎一点，切不可盲目推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