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几个概念说明中华文明的唯一性：一个是唯一延续的文明，一个是“广土巨族”，一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第一个是流行已久并流传很广的定论，第二和第三个是本人近几年创造出来并尝试着用于理论建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论述中三个概念会交替使用，但在逻辑上这三者却不是并列的。在我的概念体系中，前两个其实是后一个的结果——“广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间特征，5000年延续未中断是文明的时间特征，归根结底都源于“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个本质。因为是天下定居，所以最终形成了广土巨族；因为是天下定居，所以生存下来并发展至今。

概言之，“天下”型定居文明是中华文明区别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

为了清楚地论述这个问题，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从逻辑上讲，天下与无天下相对，定居与游动相对，广土与狭土相对，巨族与小族相对，文明延续与文明覆灭或中断相对，文明社会与蛮族社会相对，农耕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渔猎社会和畜牧社会相对，中原与草原地带、森林地带、戈壁地带和高原地带相对。

典型的无天下的定居文明，如历史上的印度社会，有大规模的定居，但支离破碎、各成一体，不成天下。典型的游牧-游猎文明，例如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戎狄或诸胡和欧亚大草原上的各个骑马民族社会，没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只有移动的毡帐。典型的游商文明，例如历史上往来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地带使用骆驼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个行商民族的社会，城市就是商路驿站，经济就是长途贩运。典型的游盗文明，例如历史上西北欧和俄罗斯一带专以入侵南方定居社会家园并鹊巢鸠占为能事的森林里的蛮族社会、草原上的骑马民族社会、或海上的海盗民族社会。

除了定居，都是游动。拉丁文nomad的原意就是“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们”，可以指在一个地区内随季节往来的“游牧人”，也可以指四处游走的“草原畜牧者”或“狩猎采集者”，还可以指四处游走的工匠或商人，所以应该统称游动人，而不是专指游牧人。在早期历史上，游动社会其实就是定居社会的前身，甚至还是基因上的同源兄弟，只是因为出现了定居社会，它们才被冠以“游团”之名。但是，一旦定居农耕社会走上新的演化路径，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越来越大，直到成为了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两种异质文明。

文明的概念，可以从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两个维度上界定。在时间上，文明被理解为人类历史甚至宇宙历史在演化到某个时期出现的一个突变现象，它以定居的出现、农业的出现、“真社会性”的出现、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为起点，以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复杂性逐渐增加、能量流和信息流大规模聚集为特征，并与那些停滞的或发展极为缓慢的、长期保持在居无定所的游团状态的野蛮社会或蒙昧社会相对。

在空间上，全新世气候到来之后，文明在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先后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面临不同的气候变迁、地质变迁和动植物变迁，文明的演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如黑格尔所说的，各民族历史都有自己的“地理基础”，或杜兰特所说的“地理是历史的子宫”。于是，不同文明被理解成为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不同文化的盛衰兴亡保持同步，相互之间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意义。

文明与政治的关系。虽然一般来说文明本质上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而且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多个政治单位，但是对于中华文明这个“天下”型定居文明来说，文明和政治实体几乎就是重合的、一体的。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作为最为持久、最成规模的定居农耕文明，始终离不开一个能够履行维持秩序、制定法律、确立制度、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职能的政治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就是靠中华政治传统支撑的，中华政治传统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密不可分。

以上述这些基本概念为基础，下面针对中华文明这个“天下”型定居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其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进行一个讨论。

文明对照中反映出的独特性

今天的学者们在说到他者文明或异质文明时，往往缺省地联系到西方文明，自西学东渐、西力东击之后，关于中西文明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文章著作就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上，西方文明进入视野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面对的他者文明，是欧亚大陆干旱带上的草原文明。所以，要讨论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必须同时讨论与之相对的草原骑马民族社会。先回顾一个历史片段：

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占了当时金朝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此前，蒙古人已经接受了金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但最终他们还是在劫掠了所有的财物之后，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虽然成吉思汗日后的继任者们逐步懂得了如何统治和管理中原的定居社会和城市，而在当时，蒙古人对于这些繁华的城市却完全不知所措。同一年，蒙古大将木华黎短短一个秋天即在金国土地上“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1]，但最后或者屠城，或者丢弃，总之是不要。

图1：1227年中原形势图（图源zh.wikipedia.org）

蒙古人自己没有城市，最多仿照城市模样将毡帐围成一个圆形。但是他们在定居民族土地上攻城拔寨的速度奇快。每次进攻一个城市，蒙古人会首先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一方面用这些做了俘虏的当地农民做攻城的前锋，一方面通过断绝城市的供给线困死城中居民。既然城市和周围四域的农村对于蒙古人都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需要的，那么连同建筑物和人口一起消失掉，变成平地或牧场，就是最好的结果。杰克·威泽弗德写道：

以文明立场观之，城市就是文明的象征，文明通过城市朝向复杂性增加和能量流、信息流聚集的方向演化。那么蒙古人的屠城和烧城，就毫无疑问应该被解释为野蛮毁灭文明，是文明的反面。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城市是从定居开始的，而定居生活方式，尤其是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的产生，在起源时期却不那么理所当然。

现代人类历史开始于20万年前智人的出现，而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95%的时间并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狩猎采集（Hunter-gathering），人类过上依靠驯化动植物维持生计的农业生活，也是最近5%的历史里才发生的事。

好比一个活了100岁的人，95岁之前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最近5年才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四处迁徙了。而95岁之前的他，还经历过两次漫长的冰川期。第一次从大约他不满1岁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不到40岁的那年。刚刚才暖和了几年，第二次冰川期又来了，从他45岁那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他92岁半。这也就意味着，可怜的他在95年四处流浪狩猎采集生活中大约90%左右的时间还是在严酷的冰川环境中度过的。需要记住的是，95年来各种环境通过压力和刺激所引起的所有基因突变，都在他今天100岁的身体里。

这是理解定居农耕社会出现的一个关键点。简言之，从个体来讲，现代人类不像是为了当上安土重迁、男耕女织、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才经历漫长演化历史的。如果考虑到也许四肢着地更适合今天需要弯腰驼背从事的大多数农活，如锄地、播种、施肥、收割等，那么当初何必还要演化成直立人呢？相比之下，那些自由自在地四处迁徙、杀气腾腾地围捕大型猎物、所到之处天当被地当床万物皆备于我的狩猎采集者，不是与此前95%生命历史里的演化逻辑更为一致吗？

图2：史前农业和农民（图源网络）

1215年的亚洲大陆，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国之外，中国北方是通古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中国南方是中原汉人退守南方后以杭州为都城建立的南宋；西北部的甘肃和鄂尔多斯是西夏国的领地；塔里木河西北居住着回鹘人；楚河一带由喀喇契丹帝国统治；整个伊朗由花剌子模的苏丹统治；塞尔柱苏丹们则瓜分了亚洲剩下的地区。

虽然此时距离1万多年前最早的定居社会出现已经很久了，距离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已经过去几千年了，但实际上，13世纪的这几个社会仍然各自保持在从文明初期就开始分岔的演化轨道上。

南宋之时，程朱理学正盛。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3]“大纲不正，万目即紊。”“名分正则天下定。”朱熹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4]

二程和朱熹都没看到南宋灭亡。但即使是北宋，在当时也是个收缩的、偏安的“小天下”。南宋时更是退到了淮河，连华夏族发祥地中原都丢了，“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5]，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大天下”早已不可相提并论了。设身处地为其时的士大夫们想想，家国天下破碎如此，大纲名分紊乱如此，还在继续坚持“天下之定理”、“纲常千万年”毫不动摇，真是不容易。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了两点：一、中华政治中的正统性观念，与定居文明的本质极为相符，根本不能动摇；二、中华文明中人，对于自身文明的信仰极其坚定，根本不会动摇。

什么是正统？欧阳修说，“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意思是：天下是地缘概念，不是血缘概念，民是天下人的概念，不是某一族的概念。所以，王者是华夏人还是蛮夷戎狄，并不重要，王者是正还是篡，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能够“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这固然好；可是如晋、隋，王者不得其正，但乱世里奋力而起，有功有德，最终也合天下于一，所以也是正统。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顾地看，中国历史上“王者不得其正”的情况很多。不正，名分不正、上位手段不正、种族不正、包括阶级不正，都算。但是在中国社会，这些不正而王的情况都能接受。因为中华政治传统中有“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合天下于一”才是终极目的，“一”就是“公”，就是“同”。而天下不是别的，就是万民，与天地合为一体的万民。

这是定居农耕文明区别于各种游动文明最主要的地方。因为只有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一个社会与一块固定的“家园”土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此地理环境的所有要素便深深地嵌入到了整个社会当中。狩猎采集社会是没有这种联系的。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在阿拉斯加的狩猎采集社会，帐篷每年移动的距离超过400公里，覆盖的地理范围大概有8万平方公里。南美哥伦比亚的狩猎采集社会，一年内帐篷移动的距离约280公里，覆盖的地理范围是3000平方公里。范围大小的差距，与地理环境无关，只因植物的生长季长短不同而产生，一般来说，生长季越长，游动部落覆盖的范围越小。[6]

而与一块土地建立起家园关系的定居，则意味着无论自然界所赋予的植物生长季多长多短，定居者都要通过耕种和养殖，将土地上的生长改造成能够符合自身的生活需要。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定居在了这里，就再也不离开了；既然转变成了农民，就再也不回头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了一场席卷全部家园土地的农业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各民族普遍的图腾崇拜很快转向了地理方面的山形祭祀、山镇祭祀、封禅行典、五岳行典，直到中华民族独有的岳镇海渎祭祀。而“天下”这个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正是从“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大小九州”等这些地理观念中自然而然浮现了出来。

图3：禹贡九州图（图源网络）

这也正是中国定居农耕社会“家-国-天下”三层结构的由来，没有大规模的定居和农耕，不太可能建立起从家国到天下的固定联系。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完成了从神意政治向天意政治的转变？而天的观念也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7]的人格神转变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8]的抽象物？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定居农耕生产生活与家园土地这个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固定联系所导致的。

所以，概言之，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不变，天也就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纲常千万年。这就是为什么程朱理学即使在南宋“小天下”、“小朝廷”之下，仍然讲得那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再看北方的蒙古那边。

两边的历史不能比。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几千年了，而蒙古部落不过是公元9世纪才似有似无从那个被称为“蒙古地方”的位置出现。城市也不能比。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尧都，绝对年代主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所发现的宫城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更早的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外城，面积竟达到800万平方米。而当时的蒙古人一个真正的城市也没建设过。其他如典章文物、礼器乐器、文学艺术、饮食服饰…所有代表文明程度的东西，更是不能比。

然而，他们却代表了新一代的游动社会，而此起彼伏、到处出现的游动社会从未在文明历史中缺席。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演化路径上分道扬镳之后，游动社会通过诞生出骑马民族，最终又以更加强势的介入回到了文明演化的主流中来。

定居农耕社会中的农民，实际上处在一种与农业的共生关系中——农民开垦了土地，土地也反过来塑造了农民；农民驯化了稻谷和家畜，稻谷和家畜也反过来驯化了农民。这就是自然界普遍发生的共生现象。[9]

而同时期的游动社会也是一样。那些分布在欧亚大陆干旱带不同地区上的狩猎采集社会，在距今1万多年前后也发展出与畜牧业的共生关系，实现了对牛和羊的驯化。有所不同的是，由于牛和羊都是天生就逐水草而移动的，所以这种驯化并没有影响到游动社会的移动性。

之后，定居农耕社会中出现了城市，这是文明演化中的一个突变。按说这个突变可以将游动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但是，上帝没那么仁慈。与定居社会中城市的出现相对应的，是游动社会对马的驯化——与城市代表的演化方向正好相反的一个突变。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的德瑞夫卡遗址（公元前4200—前3700年）发现了大量马匹的遗骸，这说明，马匹的驯养并且用于坐骑大约在公元前5到前4千纪，时间在车轮发明之前。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公元前4到前3千纪的一个村落里所挖掘出的所有的动物遗骸中，有99%属于马的遗骸，这表明那儿的人们曾专门进行马的培育。[10]

第一个成功驯化了马匹的部落到底是哪一个，已经没办法考证了，但回顾地看，这个部落却位列于最早打开人类历史潘多拉魔盒的人群之一。可以说，游动社会的农业发展到了马的驯化和使用这个阶段，不仅与自己过去徒步进行狩猎采集的历史拉开了距离，而且反过来形成了相对于定居农耕社会的竞争优势。

图4：骑马民族与徒步民族（图源网络）

在整个欧亚大草原，对马匹的驯化，让这一地区从东部到西部成为了一个覆盖面积巨大的文化整体，考古学家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发现了具有惊人相似性的文化遗存。他们有些是定居农耕部落，有些是狩猎采集部落，有些则是赶着牧群、依照季节的变化作定期巡回流动的早期游牧部落。但是，自从实现了对马的驯化之后，出现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趋势，过去是哪一种生活方式变得不重要了，马、大草原、弓弩和金属刀剑共同造就出来一种新型人类——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好战的“骑马民族”。到了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这些被考古学家们统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民族”的新型人类在中欧亚地区的势力急剧膨胀，四处出击。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记录了这些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并分别命名为“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人”（Sakas）。[11]

正如罗马史家马西林那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记录的那些于公元4世纪长驱直入扫荡欧洲东部的匈奴人——他们不会耕种，从来没有摸过犁柄，没有固定的住宅，经常坐在马背上，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饮食，甚至在马背上睡觉。[12]日久天长，一个离开了马的草原人等于废人，而一旦坐到了马背上，废人就变身成了超人。“骑马民族”相对于所有徒步的民族在战争中的优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车和卡车的出现才宣告结束。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那些大的征服，如喜克索斯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匈人对欧洲的征服、欧洲人对南北美洲大陆的征服，无不是建立在马上战士相对于徒步战士的战斗力优势基础之上的。而13世纪的蒙古人正是历史上所有“骑马民族”中最伟大的征服者。

蒙古人的征服史再一次告诉人们：定居农耕社会通过创造推动了文明的演化，但蛮族社会却可以通过毁灭以另一种方式推动文明的演化。

如果联想到不仅是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动社会，同时还有森林里游猎民族的游动社会，还有游商民族的游动社会、游盗民族的游动社会，那么定居农耕社会本身的文明和政治传统就应该从独特性上来考察，而不是从普世性上来考察。为什么中国政治传统追求“大一统”，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小康”和“大同”？而不特别强调“自由”、“权利”和“个体主义”？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天下”型定居文明的独特性使然。

顺便说一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其实是极简单的事，因为远古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们就是最自由的，只要他有本事一个人离群索居，就可以宣称所到之处目力所及的所有动植物都属于他的权利范围，想怎么拥有都行，完全没人管。这其实就是人类自由和权利观念的那个源头。所以，今天的西方人宣扬自由主义还算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是最晚一批从森林里出来的人，出来以后一直也没停止打打杀杀，早年狩猎采集生活的记忆长期保持着新鲜，总要再给他们几千年的时间慢慢冷静。而今天一些中国人也跟在西方人后面起劲高喊自由主义口号，则显得很奇怪，因为自己的祖先是世界上离开森林定居平原最久的人，记忆中应该早就没有了一个人在森林里打猎的景象了，那股原始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此时题外话，就此打住。

总之，通过对定居农耕社会与骑马游动社会之间的文明对比，可以更深地解释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的独特性。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中国实在不必继续纠缠在中国和西方这个二元论的对比当中。习近平主席说，文明是多彩的，文明因互鉴而发展。这正是关于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数千年互动历史的准确描述。沿着这个方向，可以展开更多的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