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法院依法判处加拿大籍毒贩谢伦伯格死刑后，加拿大外长与加拿大总理已经多次发表“抗议”，甚至还号召盟友宣称中国的行为会“威胁到所有国家”。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中称：

　　“如果谢伦伯格因走私贩毒222千克被判死刑是不人道、不恰当的，那么让更多人被毒品夺走生命就是人道和恰当的吗?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1837年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一份介绍中国的杂志上，刊载了一篇中国艺术家绘制的带有插图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吸食鸦片的富商之子如何从健康、富足到痛苦、贫穷的过程，画面依次如下：

　　1.一个在家的年轻人，穿着华贵，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背后的大理石桌面上摆放着一座精美的外国钟。在他的右边是一个珠宝箱，里面装满金银财宝，他的贴身仆人紧挨侍立其旁，稍远处，他的另一个佣人买了药正带进来。

　　2.他斜躺在豪华的沙发里，嘴里叼着烟枪，被妓女围着，其中两个妓女年轻貌美。他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3.他嗜药如命，贪得无厌，沉溺于这种生活没多久，随即面如菜色，形容枯槁，消瘦无比，两肩高耸，龇牙咧嘴，面呈死灰，终日昏昏沉沉，完全没有一点活力。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坐在一个极普通的睡椅上叼着烟枪吸烟，身边还摆着别的烟具。这时他的老婆们——一个妻和一个妾走了过来，妻子发现珠宝箱已空空如也，站在那儿皱着眉头，满是惊讶;小妾则满脸疑惑地盯着睡椅上堆放的那些吸烟的玩意儿。

　　4.他的田产和房屋都化为乌有，睡椅也换成了一些粗糙的板子和破烂的垫子，光着脚，侧着脸，头向前倾着，喘着粗气。他的妻儿站在面前，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一个儿子愤怒地把他所有的烟具砸向地面，不谙世事的小儿子还拍着小手笑着做游戏，而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5.他的烟瘾越来越厉害，但他现在的生活已贫困潦倒，极其绝望，如朽木一般，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凑了几个铜板，急匆匆到一家烟馆，买了一点点另一烟民烟枪中的碎烟屑，以减缓他难熬的烟瘾。

　　6.他的角色固定下来，一个烟鬼。他坐在竹椅上，仍在不断地吞着药面，污秽不堪，必须借助茶水才能把药吞下。他的妻儿坐在边上，在竹卷筒上把一束束蚕丝拉直，然后绕成球，如此辛辛苦苦挣一点微薄的收入以维持生计，他们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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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1840年，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遭受的近代耻辱，但是有人想过这些痛苦的跟一种叫“鸦片”的东西密不可分么?

　　它让大好的男儿被体虚病弱，幸福的家庭被破妻离子散，泱泱华夏被摧残的支离破碎，顶着东亚病夫的照片被耻笑了近百年……

　　19世纪初，曾随英军来到中国的海军上尉奥特隆尼说：“中华帝国南部诸省的人民多半都是吸食鸦片成瘾的，那真是一大流毒，一大祸害。”

　　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在沿海七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的反倒成了例外。他们出征时常常身带两杆枪，作为武器的长枪经常生锈，而烟枪却被用得油光发亮……

　　而这些惨状并不仅仅发生在百年前，如今的世界上仍被毒品逼的家破人亡的人，数不胜数……

　　不知道加拿大外长有没有想过，为了打击毒品，每年中国花费了大量心血……

　　为了与毒品奋战，无数缉毒警察牺牲了家庭和生活，在刀刃是与毒贩斗智斗勇，死后却连一块墓碑都不能拥有……

　　有人曾分享过一个真实案例：

　　一位毒枭抓住了缉毒警察对他进行了45小时非人的折磨——5根肋骨被钝器敲碎、两条腿膝盖以下被剥皮削肉、鼻子被刃器割掉，两个眼球被捣碎、下巴被钝器击碎，8根手指被砍掉。

　　最后的致命伤是头骨的一处钝击凹陷!

　　最残忍的是，为了让他在受折磨时保持清醒，毒贩们事先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安非他命…

　　这名警察名叫李雄(化名)，死于缅甸缉毒的工作中…

　　他为了缉毒工作付出了一切，但是他的真名永远不会被人们知道，她的妻儿也只知道她是“因公殉职”，没有墓碑，没有祭奠……

　　对于加拿大政府的对一个贩毒200多千克的毒品宽容的行为，真的对得起那些在为禁毒而奉献的人儿么?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党不为了国家发展考虑，反而为一张选票去大麻合法化，为了政治正确去做出如此非议的事情。请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在自己国家合法化的东西，在其他国家也应该被合法化!

　　请记得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没收财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