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素有不夜城之称。今年三月，市长Bill de Blasio任命Ariel Palitz为纽约第一位夜市长(Night Mayor)。Ariel Palitz曾是纽约东村Sutra夜店的老板，该夜店十年里有七次被选为“最吵酒吧”。

　　纽约为什么需要夜市长，这得从“禁舞令”(Cabaret Law) 说起。禁舞令制定于1926年，正值禁酒令(Prohibition)期间，按照法规，如果没有歌舞执照，纽约市的娱乐场所不容许任何形式的舞蹈。该法规赋予权力机构以借口，针对性地打压非裔主导的爵士俱乐部。此外，还伴有一系列其他压迫性规定，包括无证场所最多能有三个音乐人演出，禁止萨克斯风和其他所谓“黑人乐器”表演等。这些法令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意图阻止跨种族社交，进一步边缘化城市里的少数族裔文化。

　　这样不公正的政策竟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事实是，取得正常营业许可的过程异常严苛。2016年，纽约25000多家饭店和酒吧里只有88家店有许可，这意味着在其他场所的音乐表演和舞蹈都属违法行为。无数的酒吧、夜店、DIY空间不得不生存在执法部门罚款和突袭的阴影下。一些夜生活营业场所的工作者自发组织了“舞蹈解放联盟”(Dance Liberation Network)和其他草根团体协力动员社群，发起了“让纽约跳舞”(Let NYC Dance)的活动，征集民众签名，倡议撤销禁舞令。从倡议的网络活动页面可以看到签署者们对夜生活的认同(摘录)：

　　——“身体律动是自然健康的。妨碍音乐和天经地义的人类活动的法规应该改变。”

　　——“我爱跳舞!!!这条法律限制了我的自由表达和社交联系。”

　　——“我是非裔加勒比海移民，舞蹈在我的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法规是另一类种族中心主义的压迫形式。”

　　2017年11月，在自下而上的社群运动介入七个月后，市民与市政府达成共识，禁舞令终于被废除。

　　为什么市政建设者需要关注夜生活

　　除了制度上的不合理限制，主流文化对夜生活的观感常带有负面的迷思。在夜色中寻找欢愉、纵身于音乐和社交中的人类普遍需求，仿佛成为一件伤风败俗的事。这种成见植根于另一种单一维度的信念：地下音乐与文化不足挂齿，只有高大上的艺术形式才值得支持。而这一偏见同样基于某种更难以察觉的意识形态：高雅艺术能陶冶情操，让人们进步，成为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份子。而夜生活，让人沉溺享受，缺乏纪律——归根结底，它为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最大化的追求带来了威胁。

　　有意思的是，全球夜店文化标杆——柏林Berghain夜总会，在法庭上获得了和古典音乐厅同等地位的“官方认证”。2008年，德国财政部指控说，人们去Berghain只是为了用药、酗酒、醉生梦死，因此不应享受与戏院、音乐厅以及博物馆同等的减税待遇。Berghain就这一决议提起申诉，作为申诉的一部分，Berghain委托《镜报》记者Tobias Rapp撰写了一篇研究报道。报道指出，大部分来客是冲着这里提供的音乐，并且，一个DJ的作用相当于交响乐队的指挥。Berghain的律师也在回应财政部的指控时说，听众从马勒的交响乐中获得的迷醉感和从DJ演出中得到的“嗨”是不相上下的。2016年，德国法庭驳回财政部的要求，并认为 Berghain为社会提供的文化价值远不止娱乐而已，值得享有与音乐厅和博物馆同等的纳税优惠。

　　夜间的活动场所历来是不愿墨守成规之人的家园，孕育了先锋思想。正如文化评论家Fran Lebowitz曾说的，“坐在酒吧里抽烟——这就是艺术史”。思想活动需要摆脱金钱和劳动的束缚，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放松闲散的社交。社会学学者 Tammy Anderson 2009年的研究表明，地下锐舞(rave)社群通常强调包容的环境，以及接纳和平等的价值。通过舞蹈和自我表达，夜生活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为各类人群提供归属感，打破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的壁垒，促进了亚文化艺术创新和实验自由。

　　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夜生活为城市带来无可取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创造多元化价值至关重要。而市政规划和区域发展的文化层面长期被忽视。在纽约，许多曾经代表着自由和反叛的非主流场所已逐渐被金钱至上的潮流驱逐。年轻艺术家被挤出旧文化中心，离开曼哈顿岛，不断向布鲁克林深处发展。

　　近来，大型演出经纪机构如 Live Nation和AEG收购了较小的Bowery Presents，买下了有27年历史的家族企业Webster Hall 。过去15年中，在租金飙升、区域规划压力、噪音投诉和许可证法规的夹击下，纽约的演出场地减少了两成。现有可能合法存活的场地，除了曼哈顿切尔西那些高端夜店，独立的小型演出场所所剩无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营业执照、售酒许可等难题，对DIY场所更是雪上加霜。从威廉斯堡的 Glasslands，285Kent，到布什维克的Palisades,、Shea Statium、Poppers Locarno、Silent Barn，曾经深受当地青年艺术家和学生喜爱的演出场所皆关门大吉。回顾历史，人们很容易理解当年CBGB和Andy Warhol Factory的文化重要性。传奇朋克乐队Ramones的鼓手说，CBGB是当时唯有的三个容许他们演出的地点之一。 而眼下这些逐渐消失的地下演出场所，原本都可能是另一个CBGB或Factory。

　　当整个行业趋于同质化，城市更需要强调艺术自由的非主流空间。这些空间通常由艺术家主导，以艺术作品本身为核心，更具实验性。它们愿意在无法保证盈利的情况下提供舞台给地下乐团演出。而传统遵循市场经济机制的商业场地则做不到。许多商业场地会要求乐队确保招揽一定数额的票房，不然无法为他们敞开舞台。

　　这些游离于主流之外的DIY空间和创意社群相互依存。要维持营业，场所必须得到社群支持。而社群要发展，必须依附这样的空间，来凝聚个人，分享思想、经验和好时光，在这里生发的意义将会从夜间延展到更广的政治文化谱系中。夜生活对文化交流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作为社会实践和社群建构方式，代表了一座开放的城市需要捍卫的自由价值。

　　夜市长如何能令纽约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

　　另一方面，DIY空间要继续以往对权力机构不依赖的独立状态是不现实的。这些场所的确存在噪音、财产破坏、未成年饮酒、非法药物等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逃避不是办法。2016年末，加州奥克兰市的地下艺术社区幽灵船(Ghost Ship)发生重大火灾，造成36人死亡，伤亡者多为艺术家、音乐人和学生。市政机构若能与DIY空间合作，则能很大程度上防止安全问题再度发生，疏导居民和艺术空间的矛盾，协助夜生活蓬勃发展。城市应该对每一个人都适宜居住，包括热衷于夜生活的人们。

　　“夜生活是我们城市的灵魂。” 2017年9月，纽约市长Bill de Blasio在布什维克仓库改建的演出场地House of Yes签署立法设置夜生活办公室(Office of Nightlife)时这样宣称。在体制层面认可夜生活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庞杂的市政管理机制中，设立专项职位意味着夜生活被纳入正式规划体系，相关人群的利益得到代表，并且该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同时，这对于改变公众成见亦至关重要，能帮助各界人士了解夜生活空间为城市提供的真正价值。

　　每一个体制外夜生活空间背后都有独特的经历和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创始之初的原动力不外乎构筑一个乌托邦、一个安全屋，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自己，分享经验，以及挑战现存制度。

　　纽约夜市长今后的工作将会着重确保DIY空间和其他类似小型演出场地的存活，用合理的市政规划来保护民间自发的激情，而不是任其被繁文缛节扑灭。官方新闻中再三强调，夜市长最重要的责任是平衡官僚管理体系和实际操作中场地经营者和艺术家的需求。

　　如城市理论家Jane Jacobs所说，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它的活力就来自于混乱。作为城市管理者，必须如同对待有生命的个体一样对待城市规划，遇到难题，正确的态度不是一味压制或推卸责任，而是互相尊重、协商合作，倾听各方诉求。将来，纽约的夜生活办公室会先从文化切入，随后再处理更大的基础建设问题，如工人权利、运输交通、垃圾管理和规划等等。这些方面的完善是人人都能享受夜生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