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卡的样本。

　　一名中国女子透过本身是加拿大公民的继父申请移民，但她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后不久，即患上精神病，适逢其继父有机会返中国工作，故其母及继父为让女子得到更佳治疗，遂带她返回中国，一住便近三年，期间，继父曾安排她在中国一间加国公司工作，以便她留在中国的日子可算作居加日数，但因她不符合加国公司派员驻海外办事的定义，故不能算数，令女子因未符合留加要求，被褫夺枫叶卡。

　　姓唐的女事主在2006年11月抵加，并与其母及继父在魁北克市居住，并于2008年3月取得永久居民身分。

　　当年移加的唐氏年纪尚少，需倚赖母亲及继父，故与他们同住，从2006年至2009年间是唐氏适应加拿大生活的调整期。初到加境，她对学习法语十分感兴趣，唐由2007年至2009年初，便曾修读供移民报读的法语课程，其后她亦试过进入当地的劳工市场，显示当时她积极尝试在加拿大适应生活。

　　可是在2009年后，情况有所改变。当年，唐氏开始出现精神失调的问题，刚巧其继父得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鑑于薪酬及工作职位吸引，加上唐母及继父皆认为，若带唐返回中国居住，其精神状况或会好转，于是唐便随两人到北京。但事与愿违，唐的精神状态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差。

　　3人到中国之初，唐亦尝试重返校园，但到了2011年，由于病情恶化，她必须终止学业。在2010年及2011年期间，她曾先后在两个地点工作数月。唐母解释，工作是治疗女儿精神病的一部分，因为多与人接触对女儿有好处。

　　继父则形容女儿经常有幻觉，每当面对新事物，她便感到焦虑、恐惧；为此，她再不愿离家。

　　唐母表示，其女儿的病情在2010年时最差，一周数次到访医院，与医院的精神病医生见面。在药物治疗及专业辅导下，唐的病情逐渐稳定。

　　到了2011年秋，其继父在上海一间加拿大公司为她觅得一份压力较低的工作，他以为唐在该公司工作，便可依照加国移民法，以加国永久居民身分，为她累积居加日数。

　　直至2014年，唐的枫叶卡过期，她始惊觉自己在上海加国公司工作，因不符合加拿大公司派员驻海外办事的定义，故不能算作留加日数。此前近3年，唐未曾在加国居住，因不符合居加条件，故唐被褫夺永久居民身分。

　　上诉庭指选择留中国不返加

　　唐的代表律师则解释，唐当时的精神状况令她无法返回加国生活，但上诉部则认为，自2011年秋，唐的情绪虽有起伏，但当时她已搬往上海与生父同住，意味着她已毋须再倚赖母亲及继父。但她仍选择留在中国，而不返回加国。

　　魁北克市的国际妇女中心医院亦有说普通话的精神科医生，唐即使返回魁省定居，亦非如其所言，无法得到所需的医疗服务；况且，其上海僱主亦供称，唐有基本的英(或法)语能力。

　　另外，唐亦未能提供自2012年尾至2014年初的求诊纪录；唐的家人亦证实，她在这段时间的精神状况颇为稳定，唐亦有一份全职工作。种种迹象显示，唐当时的精神问题已明显改善。唐在枫叶卡到期前，根本有足够时间返回加国居住，履行永久居民的义务。可是她选择留在中国，与父亲、男友、母亲及继父陪伴左右。

　　在2014年至2017年间，唐在天津大学继续学业；在2012年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现任丈夫，两人于2015年共谐连理，并于今年一月诞下小孩，唐亦在一间公司任职全职行政助理，显示唐在中国的社交及事业已正常发展。

　　而她与生父关系良好，其母亲及继父亦经常到中国探访她，故上诉庭认为，唐即使留在中国，亦可获得家人足够的支持。

　　纵然，上诉部认同唐的说法，指中国一向标签精神病患者，令她一直不敢在工作场所提及自己患病；否则可能失去工作。但综合上述各原因，上诉庭最后还是驳回唐的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