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大街，经过治理后，这里的商铺全部会还原成以前的模样，今年五月后，这些商户全部要迁走。

　　“再见了，北京，”站在开了八年的空空荡荡的包子铺里，来自东北的李艾在心里默默地这样说道。这一次她明白，自己是真的离开了。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治理“开墙打洞”攻坚战中，北京政府并不避讳提及“疏散人口”，反而将它作为目标之一。

　　被“动刀”的对象是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低端服务业。从2011年开始，北京就开始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流动人口。实施“以业控人”的第二年，北京个体户骤降了14万户。

　　两年之后，“‘动批’要动了”的消息一经发出，所有外地人都意识到，北京这座被评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已不再适合他们。

　　“离开的都是没文化的穷人，留下的都是高学历，”只有大专文凭的李艾这样自嘲地向记者说道。她的一个老主顾，同样来自东北、有“稳定工作”的女孩却成了“新北京人”。这个新名词诞生于今年4月，与“开墙打洞”的消息一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刷屏。

　　抗击城市病

　　如果将这场史无前例的“开墙打洞”攻坚战，用动画表现出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起初是在街道边进行，慢慢的延伸到了每条胡同、甚至是背街小巷。

　　李艾就是这样一步步看着拆迁队拆到了她的包子店门口的，店铺的楼上就是居民区，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开了八年的店，是全部生活费用的来源，且不曾收到扰民投诉，但依然于事无补。

　　她所在的丰台区是“开墙打洞”数量最多的区。有5000户，其次是海淀3341户、西城3000户、东城2300户和朝阳1800户。

　　4月，北京政府公布了通过为人口设置上限和缩减城市建筑面积对抗“城市病”的计划。多个大学校园和低级别政府部门已确定迁往河北省的多个工业城市。而在北京城内，这场运动的表现就是拆除小店铺和小企业。

　　根据2011年的数据，这些小店铺和小企业占了北京经济35%的比重，其纳税却只占北京税收的7.5%。北京市工商局局长陈永在一次工作会议上透露，一是“开墙打洞”商户登记将受限制，二是今年将继续严控新增不符合首都功能市场主体进入首都市场。

　　在此之前，网约车新规中的“京人京车”也被认为是“疏散人口”的做法之一。同时，非京籍儿童的入学难度一直在增加。

　　“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什么的都有，但我总以为会来的慢点，”李艾说。八年前，来到北京时，李艾感受到了北京对外地人的宽容和友好，但如今，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在的低端服务行业，已成为最不受北京欢迎的群体。

　　拆除的商户背后，是无数外地人的离开。而这背后是，一直处于“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状态的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指标，从400万，到1000万、1250万，再到1800万，北京的人口一直处于失控状态。

　　老北京人在感叹，自己童年时那个安静的北京哪去了?而感慨之外，是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李艾们也是受害者之一。

　　“以业控人”的口号在北京已提出多年，但成效并不大。真正让李艾意识到“动真格”是在2013年，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准备外迁的时候。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动批”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从疏散人口的角度来说，犹如一颗毒瘤。

　　然而当时政府给出的说法是“(动批)已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建议外迁。”三年后，北京市的常出人口增量和增速持续下降。

　　市民的争议

　　“就起床的一会儿工夫，门口的包子店就没了，”一大早，李艾的老主顾之一，一位北京的老太太就拉着李艾的手抱怨到，“北京人也得吃饭啊，没了你们，我们到哪买饭买菜去?”

　　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墙打洞”后最有成效的疏散人口，早已遭到了非议。“除了‘开墙打洞’的商铺，一夜之间，那些卖菜的流动摊铺也被清理的干干净净，”一位自称居住在北京永丰屯村的用户这样说，“听说是上面下了指令，‘必须迅速清理干净’。”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的永丰屯村是一个标准的人口流动最为密集的“城中村”。

　　2015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到2017年底，累计调减城乡接合部地区人口约50万人。海淀区政府要求西北旺镇“清走”两万外地人口，镇政府再把任务下达到村里。

　　曾经在“城中村”居住过的李艾对此感同身受，她有些困惑，“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可以重新回老家找工作，但是很多卖菜的菜贩子年龄都很大了，你让他们去哪里呢?难道不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吗?”

　　这是当下中国所有大城市的缩影。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住户意识到了外地人口的重要性，每年过年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时，本地人守着一座空城，却发现无处买菜，叫外卖无人接应。

　　中国的人口专家们早已为此吵翻了天。“我们觉得因为人多所以造成城市问题，所以疏散人口，但是疏散人口恰恰造成更多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将市中心人口疏散至郊区，导致通勤的频率和成本增加，最终将导致原来的经济活动消失，城市扁平化。

　　他甚至更为直接地表示，“政府管制人口规模会导致很多问题，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一线城市已经出现了服务业劳动力大量短缺的问题。低技能劳动者流入不够，导致劳动成本和服务价格上升，从而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

　　“没有外来人口，京沪经济早就垮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这样说道。

　　据百度地图的数据显示，北上广依然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就在北京、上海想尽办法疏散人口时，深圳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深圳市在2016年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明确对人才落户不设上限。“来了就是深圳人”成为了深圳吸引外来人才的口号。

　　这也说明了以广深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对外来人口最为“友好”，来两地的外来务工者有增无减。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5年，深圳的人均GDP高达15.8万元，而上海仅有10.3万元，深圳比上海高出52.4%，即使按照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得出的人均GDP，深圳也比上海要高25%。

　　新北京人、新北京

　　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设立，看着新闻的李艾有些激动，“比肩深圳、浦东，这未来得变成什么样子!”此时，她早已知道自己要离开北京的事实，却还是对北京城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个距离北京108公里，东距天津100公里，西距保定70公里的河北雄县，已经融入京津城市大交通框架，到达北京只需45分钟行程，津保铁路通车后，雄县到天津红桥区只需15分钟行程。

　　毫无疑问，伴随着雄安新区的获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转移北京非核心功能，疏散密集人口。

　　就在雄安新区诞生的当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正式出炉，里面强调了，“要加强对文化古城的保护”，同时，2020年，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2020年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56微克/立方米左右。

　　“或许，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回来看看，”李艾说。她有些羡慕她的一位东北老乡，“有稳定工作、非京籍、无房”，用现在更潮流的词语来讲是——新北京人。

　　2017年4月6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将在公租房自住房中为“新北京人”开展专项分配试点的消息，“新北京人”一词一时间火爆网络。他们也被认为是“北漂”群体中的幸运儿。

　　如今，第一批的“新北京人”已入住公租房项目中。截至目前，非北京户籍入住本市公租房已达 1 万余户。

　　很多外地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李艾却只看到了“稳定工作”四个字，即使房子再便宜也与她无关。眼下，她有些犹豫要不要在北京再租一个门面，一切重新开始。

　　但遗憾的是，今年北京市的目标是拆除4000万平米建筑，在扩建公园和花园的同时，将用于建筑的土地在2030年以前缩减至2760平方公里。剩余的街道两旁物业的租金已急剧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