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进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叶剑英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周恩来见毛泽东都很难，毛能不犯错误?本文选自2012年第2期《同舟共进》，作者程冠军。全文如下。

　　1978年5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邓小平在主席台(图源：中华网)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 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 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 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 “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