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因为冒领住房和餐饮补贴而被停职的联邦参议员达菲正式在渥太华出庭，面对检控方的多项指控，达菲依旧表示自己的清白，“我没有罪”。达菲案的开庭，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敏感的时间节点，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而在这个剧情再简单不过的腐败案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民众的 “义愤填膺”、哈珀政府的“如临大敌”、反对党的“摩拳擦掌”，还有参议院体制的“积贫积弱”。

　　今年68岁的麦克‧达菲曾经是一名知名的媒体记者，在行业内有较大影响力。他于2008年12月被加拿大总理哈珀任命为联邦参议员，2009年正式开始在参议院就职。因为参议员的特殊性，这个职位在加拿大一直是由总理推荐，并由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来担任，并享受着一定的福利。按照加拿大参议院的规定，所有议员若居住在离渥太华100公里之外的地方，将能够享受每年2.2万元的住房补贴，这种补贴最终成为了达菲案的导火索。2012年，包括达菲在内的三名联邦参议员被爆涉嫌冒领住房补贴，检控方发现达菲和他的妻子在渥太华的郊区一直拥有一套房产，但并未申报。达菲则一直以他的住宅在爱德华王子岛为由冒领住房补贴，数额高达8.2万元。

　　案发后，加拿大参议院要求涉事的议员提供自己原居住地的证明;这时达菲才匆匆忙忙申请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公费医疗卡，并把这作为自己居住在爱德华王子岛的证明提供给参议院。但事实上，达菲这套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居住。达菲“临时抱佛脚”所申请的公费医疗卡也成为了他冒领住房补贴最为关键的证物。

　　达菲和其他两名参议员冒领住房补贴被媒体曝光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和民众的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达菲对于质疑却一直表现的非常冷静，“我没有罪”成为了他面对媒体、法官和公众的唯一托词。面对公众和舆论的质疑，达菲不仅仅没有做出道歉，反而四处活动为自己的冒领行为辩护，这种“欲盖弥彰” 的态度也成为了公众和反对党重点攻击的众矢之的，保守党的公信力和声誉在达菲案之后更是每况愈下。加拿大社会评论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纷纷警告，围绕达菲冒领纳税人金钱和近9万加元支票的问题，哈珀的保守党政府已经受到反对党连续不断的抨击和质询，媒体的负面报道不断，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也在丑闻中不断下滑。而这起案件的开庭时间又刚好选在大选年的敏感时间点上，这对保守党来说又会是非常棘手的事件。

　　达菲案对于保守党大选前景的影响，哈珀总理对于此案的态度因此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庭审将会传唤包括前哈珀总理办公室主任怀特、总理前法律顾问佩林、现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诺瓦克在内的多位高级政府幕僚作为人证出席，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保守党议员和官员涉案，因此达菲案的庭审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到本年度的联邦大选。而哈珀总理作为达菲的直接推荐人似乎也难逃关系，好事的媒体甚至扒出了达菲与哈珀之间种种密切的联系。哈珀不单单亲自任命达菲为爱德华王子岛的参议员，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上让达菲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并担任主持人，并评价达菲是“他任命所有参议员中最努力的一名”。作为回报，达菲利用其媒体人的身份为保守党拉来了大量的政治献金。当然，曾经“亲密的战友”在达菲案事发之后已经沦为陌生人，哈珀在案发之后很快就停止了达菲的一切职务，并“撇清了”和他的一切关系。

　　除了很受伤的保守党和哈珀政府，达菲案的负面影响逐还渐蔓延到了参议院。参议院老化的制度和体系也因为这起腐败案遭到了民众的质疑。最近几年，参议员虚报开销、冒领福利甚至政治捐款的丑闻不断，参议院在公众中的形象更是大打折扣。在本案开审之际，加拿大智库Angus Reid Institute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参议院应该进行改革，而居然有高达41%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废除参议院制度。民调的结果也真实的还原了普通民众在达菲案之后对于参议院制度的极度不信任，要求变革和废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曾经带给加拿大人无数荣耀和辉煌、已经存在了近150 年的政治体制渐渐沦为一个“吃空饷”、“养闲人”的荣誉机构，令人惋惜。参议院到底如何走到这一步呢?这一切还得从参议院的诞生开始说起。

　　参议院：19世纪的骄傲，21世纪的累赘

　　加拿大参议院，也被称作上议院，是加拿大国家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总部位于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参议院成立于1867年7月1日，最早是效仿英国议会系统而成立的，代表着上流社会人士的利益。和美国的民选制度不同，加拿大的参议员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理提名，总督直接任命的。根据加拿大宪法，各个省份和地区都可以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参议院议员。按照加拿大首位总理麦克唐纳爵士的设想，参议院、总督和下议院(众议院)作为三个支点共同构建了加拿大的议会和立法体系，参议院有责任和义务向总督和内阁谏言，而为了保证法律和议案的公平性，所有的法规必须要在以上三方共同通过之下才能生效。参议院虽然地位不及下议院，但是它有权力去否决众议院的不当立法，因此起到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

　　1867年加拿大刚刚商讨建立联邦政府的时候，参议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当时国会议席的分配原则，来自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议员占据了参议院的大多数席位。而参议院的设立既平衡了来自总督和下议院之间的政治力量，还维护了偏远和人口较少省份的话语权。参议院和下议院(众议院)议员身份的多样性保证了加拿大联邦建立之初来自各个族群和不同社会地位的民意能够顺利传达给总督和法律制定者，对于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可谓是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议院任命的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贵族或是一些有名望和社会地位的“老人”，因此不管是从议员的政治背景上来说，还是从多样性上来说，参议院体制的设立对于下议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在国家成立之初，这种权威式的“非民主”制度带给了一个新生立法系统非常需要也是至关重要的稳定性。

　　参议院的特殊性帮助加拿大的立法系统维系着总督和下议院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也从根本上防止了集权的发生。虽然从能够行驶的权力上来说，参议院的确不及众议院，但职能作用却很关键。根据一名研究加拿大议会制度学者的Franks的分析，参议员身份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对建国初期加拿大立法体制的完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来自不同领域的议员能够更好的为不同职业和阶层的老百姓发声。很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不仅为大企业家、大工业家的利益考虑，他们同样关注消费者的利益。Franks强调道，“我一再惊讶地意识到，周密性、社会公平和深谋远虑广泛存在于参议院之中。参议院审视联邦立法，并广泛关注着国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等问题。”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立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参议院之前所标榜、并引以为豪的“任免制”和“监督否决权”在时代的变更下逐渐变成了“任人唯亲”、“政治回报”和“睁只眼闭只眼”，这种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和“不与时俱进”最终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累赘，达菲案也是这种体制缺陷下的必然结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饱受非议的任免制。和下议院的议员通过选举方式产生不同，参议员都是由总理推荐和任免的，在1965年以前更是享有“终身制”。一旦任命，到死都会保留这个职位。参议员在得到崇高政治地位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很多“福利和好处”。但是一堆年过古稀的老人究竟能对国家大事施加多少的正面影响呢?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时期还居然出现了一些高达百岁的老议员。这种封建时期的“终身贵族制度”随着1965年的新立法而被永久废除，政府将参议员的强制性退休年龄重新定为75岁。但即便废除了终身制，任免而非选举所产生的参议员不管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从道义上来说都已经与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有不少民众都把这种任免当成是一种“政治回报”的砝码，就像前文中所提到的达菲一样。作为参议员，哈珀给予达菲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福利(根据媒体披露，参议员的年薪在2013年是135200加元，而达菲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为政党“鞍前马后”，筹集政治资本。这种总理任命自己亲信来达到自己和党派政治目的“潜规则”已然成为了目前加拿大参议院存在的最重要意义，而这种任免理念也与麦克唐纳最初设立参议院的目的背道而驰。

　　没有选举、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再加上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参议员的任免最终变成了一种任人唯亲的利益交换。加拿大的参议院每年要花费纳税人高达4亿加元。制度的缺陷使得参议员已经慢慢成为市民眼中“拿着高薪不干活”，“吃着空饷还屡屡丑闻”的反面典型。更要命的是，随着加拿大立法系统的改革和不断完善以及对众议院(权重)的不断提升，参议院的立法权力和地位和其议员的质量一样每况愈下，权威性、实用性和政治影响力也在慢慢的丧失。

　　根据加拿大宪法，任何法案和议案都需要经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通过才能生效，但事实上，参议院很少有投票驳回众议院法案的情况。最近一次发生这种事还是在2010年，参议院以43比32的投票否决了众议院提出的C-311法案。更重要的是，参议院还没有资格提出有关国家财政的法案，总理和内阁的任命都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通过，完全是跟着众议院的鼻子走。换句话来说，参议院在时代的变迁下早已经失去了曾经“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他们在下议院呈递法案时已经很难再起到一个监督和审核的作用，很多法案和议案到了参议院这里基本上就变成了走过场，就像是加拿大政府的橡皮图章，实际作用非常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加拿大宪法的规定，总理有权力委任来自参议院的议员做内阁成员，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众议院议员被委任重要内阁职位的机会远比参议员要多的多。从 1896年起，力所有加拿大总理都是出自众议院，整个联邦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理是来自参议院，而且两位都是代总理，此可见参议院政治影响力和国家事务影响力的日薄西山。连很多当选参议员的政客自己都表示，参议院已经成为了加拿大立法系统最最不受尊重的机构，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跟何况是别人呢?

　　参议院的改革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事实上，对于参议院体制究竟是一个早该被时代淘汰的“古董”，还是依旧能发挥制衡立法系统内部权力的职能机构，加拿大社会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加拿学术界、政治家以及普通的民众也一直在试图寻找让参议院焕发“第二春”的方法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有关参议院改革的方案也层出不穷。当时正是魁北克独立闹得最凶的时候，离心力越来越大，法国后裔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而加拿大西部各省份也因为自己受重视不足而“逼宫”国会要求得到更大的权力。这些省份认为，他们在参议院的代表性和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纷纷呼吁政府在维持联邦体制的同时给予省更大的权利。面对来自地方和公众的压力，1978年，执政的自由党提出将参议院改为“联邦院”(House of the Federation)的法案，在确保联邦众议院在加联邦体制中最高权威的同时，让各省在联邦就地方事务进行立法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这次改革提案实质上并未真正触及到参议院体制缺陷的根基，改革的结果不仅仅没能提升参议院的政治影响力，反而拉大了参众两院之间的势力差距。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参议院体制弊端丛生和丑闻频发，越来越多的政客再次把立法制度的改革焦点放到了参议院上，改革直指最受公众和媒体质疑的议员任命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参议院改革的“3E”，即公平(equal)、民选(elected)和高效(effective)呼之欲出。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参议员应由各省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本省利益，任期与省选的时间保持一致，同时将赋予参议院除金融财政和税收以外的更大立法权和监督权。和上一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相比，“3E”从根本上重新规范了参议员产生的体制和选举机制(废除任免制)，并赋予了参议院更多的立法和国家事务决策权。这次针对参议院制度的改革在当时得到了很多民众和媒体的支持，并得到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的支持。但因为1982年关于修宪的谈判是当时联邦政府的主要任务，这个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参议院“老气横秋”作风的改革最终被政客冷落，不了了之。

　　最近一次联邦政府针对参议院改革的提案发生在1992年，加拿大在这一年刚好正在举行为修宪而进行的公投，修宪中有一部分内容再次提到了参议员产生机制的改革，要求总理不能够直接任命参议员，而必须从省府提出的候选人中选择参议员。1992年修宪还提出每个省所拥有的参议员议席应该是平等的，但是这个提议最终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未能通过。

　　对于参议院如何改革，加拿大的各个政党的看法并不一致。保守党一直倾向于对参议院制度进行适度的调整和改革，而作为反对党的新民主党(NDP)，则一直呼吁废除参议院制度。加拿大反对党NDP的国际贸易专员和移民事务副专员、国会议员Don Davies对加西周末表示，加拿大的参议院机制是一个多世纪前遗留下来的“反民主”体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被废除。“这是18世纪的机构，而非 21世纪的!”

　　参议院的积贫积弱的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几十年的数次改革尝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加拿大立法制度与时代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民众们“日益高涨”的改革和废除呼声，另一方面是政府为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无动于衷”。参议院体制，这个存在了近150年的“老古董” 的声誉和公信力随着达菲案等一系列丑闻的爆发跌入了深渊，这个曾经的带给加拿大人无数荣耀和光辉岁月的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保守党政府也因为达菲案的东窗事发而陷入困境，在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哈珀和其幕僚该如何面对这次危机，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