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的丧失和高昂的费用让许多“双非家庭”萌生退意，却陷入陆港两地户籍壁垒的夹缝中，一边是“退不得”，一边是“进不了”。

　　为了让孩子从“香港中国人”转回“内地中国人”，粱楠甚至计划让孩子移民东南亚小国再移回中国，但依然碰壁。

　　粱楠只剩下为孩子造一个“假身份”的方法，但她可能面临因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而缴纳计划生育罚款的窘况。

　　2013年5月，在儿子多多当了近六年香港人后，来自湖北的梁楠和丈夫张侃，决定撤回原点——让孩子做回内地人。

　　这意味著，他们不用再挤在香港狭窄的出租屋，也不用为高昂的生活费焦虑，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污蔑。他们将在深圳一套160多平米的公寓内开始新生活。

　　仅仅在两三年前，梁楠的这个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让孩子成为香港人”曾是众多冒著生命危险“冲关”生产的“双非家庭”(夫妻均非香港居民)动力源泉。至今，“双非婴儿”数量已超过20万。

　　长期以来，这些极富冒险精神的父母认为，在经济更为发达的香港，他们的孩子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更丰厚的福利，从而有更光明的前途。

　　2012年以来，随著“蝗虫论”等事件的爆发，陆港民间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港“双非”家庭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新移民被丑化成资源抢夺者。

　　一股试图由香港退回内地的“离港潮”由此酝酿。2013年3月，香港入境处表示，该处接到多宗双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的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以取得内地户口”的求助。

　　香港媒体在一则名为《离港力》的报道中描述这些父母的困境——“我不想做香港人，可以吗?”

　　事与愿违的是，他们都与梁楠一样，发现退回内地比当年挤进香港还要艰难。

　　6年前到香港“闯关”(临盆前冲产房)生子的记忆，仍时常在梁楠脑中蹿出来。

　　混乱的脚步、人声，救护车的鸣笛，邻床的呻吟，偶尔交错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还有新生儿此起彼伏的哭声。她甚至记得接过丈夫排队等号两小时办好的婴儿出生纸时，纸张划过指尖的声音。

　　这种惨烈赴港的记忆，在2013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再次浮现。此时梁楠正坐在香港上环的茶餐厅里咀嚼红肠公仔面，一则升级版的“双非”闯关新闻正在电视中播报——香港政府今年落实双非“零配额”政策后，内地父母开始经从菲律宾迂回入港生子。

　　在过去十多年里，数以万计的“双非孕妇”都前僕后继地进行著这种玩命的冒险。就在2013年3月，一位怀有双胞胎的内地孕妇冲进香港浸会医院急症室，羊水已穿且胎水浑浊，一胎头向上，另一胎头向下。

　　穿越了生死线并诞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后，原本是职业女性的梁楠2010年辞职做全职陪读妈妈。她目标很简单：让孩子读香港最好的学校。

　　很快，她发现这“并不简单”。她为孩子选了一所位于港岛的幼稚园，以便“更易升入优质中小学”，但代价是每年10万港币的学费和每月至少4万港币的花销。作为内地普通中产，梁楠渐感入不敷出。

　　梁楠还发现，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国际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拒收“双非儿童”，除非买校债。“那也就是说，能接受怎样的教育，问题不在于是否港籍，归根结底还是钱。”梁楠说。

　　“双非”孩子的激增让这个弹丸之地不堪重负。2012年，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和多多一样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万，9年间激增41倍。学位紧张等负面效应凸显，陆港冲突不断升级，“蝗虫”事件成为标志性高峰。

　　排外思想正在抬头。香港人在本地论坛发帖“面对内地人不断蚕食、鲸吞，来生不做香港人”，一个国际社交网络中号召“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页面也获11万香港人响应。

　　在喧闹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双非儿”自传感动得落泪。作者乐仔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第一代“双非”童。他在书中倾诉了成长之路上挥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说话，担心口音;害怕坐车，坐错了也不知道怎麽回来;害怕做事，怕“不懂规矩被别人用‘大陆仔’来标签”。

　　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从未出过香港，最想去看看的远方是朝鲜。“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歧视呢?”乐仔说，“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却又回不去家乡。”

　　梁楠联想到自己儿子多多的命运，感觉当初为之追求的一切逐渐成了鸡肋。一次多多在幼儿园被伙伴欺负了，他哭著回来问梁楠：“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

　　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两地跨境读书也无法化解。姚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看不下去了。宝宝每天清晨睁眼还是深圳人，舟车劳顿后变身香港人，晚上再变回来。保姆车费快贵过学费，很多港校以无供车服务为由拒收‘双非’——路上被水客抢道，步步惊心，还得谨防在幼稚园中被当成‘北佬’欺负。”

　　2012年2月，香港集中爆发“蝗虫论”，排斥“双非”家庭

　　户籍壁垒、“夹肉饼”。

　　梁楠开始为孩子铺设“退路”——让孩子以港籍返回内地读书。新难题却接踵而至。

　　2012年9月，深圳市落实公立小学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双非”儿童关闭大门。私立学校的学位由此变得供不应求。

　　“录取小学生的比例是10∶1，比高考还难。”一位李姓妈妈说。她还在深圳一所私立学校见过六七岁的孩子们手持各种奖状证书排队面试，深感残酷。

　　2013年5月25日一场深港跨境学童论坛现场，多位“双非”父母也向南方周末表示：“以往双非孩子上公立学校，交‘赞助费’就可以，现在不行了，反而外籍或台湾籍孩子却可以。”

　　梁楠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阻拦儿子上内地学校的壁垒，竟是曾引以为豪的香港身份。这个曾经拼命以求的东西竟成累赘多馀，有人在论坛里吐槽——“就像烫手山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

　　“那就彻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却变得更复杂，由于陆港两地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根据内地相关条例，一个自然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居港权与内地户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弃其一。

　　梁楠前往派出所咨询，被告知要为孩子上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答覆是：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香港现行法例并无放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款”。

　　这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确立实行“落地原则”，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拥有且很难自由放弃，但内地的户籍制度又执行单一户籍原则，将这些“双非”家庭推进两难的境地。

　　“我们是真正的夹肉饼。”另一位家长在论坛中感叹。处于两地夹缝的“灰色地带”，“双非”父母只得铤而走险——既然需要内地户口，与之冲突的香港身份又无法放弃，为了孩子，“不如兼得鱼和熊掌，不择手段让二者并存吧。”

　　“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梁楠不约而同产生同样的想法。在“深圳房网”、“生儿育女社区”、“眼界网香港生子版”几大论坛中，双非家长们无时无刻不在热烈讨论。只是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

　　以前，“香港生子攻略”、“赴港生产日记”等议题炙手可热，不少像梁楠一样抱著“香港梦”的主妇也一度从这里获取动力。

　　如今，她却发现另一些议题在悄然“升温”：有没有人后悔去香港，如何给孩子上内地户口，如何放弃香港身份等。即便是探讨择校问题，家长们也绕不开对户籍议题展开一番辩论。

　　给儿子上内地户籍成为梁楠一家最大的问题。丈夫张侃是生意人，往返于北京深圳。梁楠一周七日有五天在香港陪读，剩下两日，累计一日“折腾”在往返路上，过关、查证，帮亲友捎带港货。最后一日，才能和儿子回到深圳家中。若碰巧丈夫出差，他们便与“异地”无异。

　　“现在我只想孩子能尽快拿到内地户籍，一家团聚，回到原点。”梁楠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买房落户，到深圳或京津地区。经过查询，梁楠发现，执行多年的购房入户政策深圳自2012年停止执行。

　　随后，梁楠打听到，天津有允许港籍人士全款买房给予“蓝印户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兴奋。张侃准备“咬咬牙买房，全家搬到天津”时，附加条件又如一盆冷水泼下来：限十八岁以上港人入户，“双非”孩童不可以。

　　第二招梁楠又打上了台籍的主意。依据深圳市的规定，外籍或台籍子女不仅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在私校就读的也能获得津贴补助。她觉得这是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起码可以以稍“正常”的方式回归内地上学和生活。

　　通过朋友关系，梁楠花了一个月混熟了一个台商太太群。“当头一棒”随即而至。台湾朋友告诉梁楠，根据她儿子目前的情况，她最好先让儿子移民到其他国家，再以旅居海外华人申请入台籍。

　　但也有问题，台湾男人要服兵役，多多是个男孩，梁楠又不舍得。

　　这个时候，香港身份又一次显示了它的“顽强”。梁楠被台湾朋友告知，香港身份不会因为是否入台籍而失去。一个著名的先例是台湾籍作家龙应台，她就任台湾地区公务人员时，“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曾主动提出放弃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寄回身份证。香港方面表示“恐无机制处理”。也就是说，折腾半天还是个伪命题。”梁楠只好放弃，她觉得如果不完全撇清“香港身份”，多多回内地的其他计划都不可能。

　　经过案头研究，梁楠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据《往来办法》第十八条，港澳同胞要求回内地定居的可事先提出申请，获淮后可办理常住户口手续。然而这个条例主要“面向农村，面向小城镇”和“年老在外无依靠”。

　　梁楠想了想，问：“年幼在外无依靠行吗?”答覆是：“不行。”

　　同样止步于此的还有其他年轻新移民。十馀年前持单程证入港的家伦，迫于香港的房价压力，希望回内地发展，同样遭遇这样的户籍壁垒和种种悖论。

　　他对《明报》记者说：当年自己什麽都不知道，就被母亲带来香港，现在却丧失迁徒的自由，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当梁楠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国国籍”，她仿佛看到最后的希望。

　　她开始转向移民中介。一条极其“烧钱”，且更为“魔幻”的路径铺在她面前。

　　中介小姐给梁楠的建议是：作为“香港中国人”的多多要想变回“内地中国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亚、厄瓜多尔，或者菲律宾这些国家，运气好的话，取得这一国证件的同时，她向香港政府申报儿子的国籍变更，便顺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

　　这时，成为异国公民一定时间后，多多就可以申请“移民”中国内地。从原点到原点，等于兜了半个地球。

　　然而，让她崩溃的是，就算这样兜了一大圈的“曲线”也可能无济于事。中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普通人，连著名影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经过多年尝试也很难由美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成龙因此曾在电视节目中感叹“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隐形的孩子经历了各种折腾后，梁楠被同样是“双非”妈妈的朋友许乔兰称之“已经疯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香港身份，为什麽要放掉?”

　　明明有不少“双非”儿童在无法也不必放弃香港身份的情况下，顺利获得内地户口——尽管，都是某种灰色路径的结果。梁楠却非要艰难地寻找“正规路径”。她一一列举自己考虑过的方案，几乎构成一套“双非孩子内地身份建造指南”。

　　尝试遍了，剩下最后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造一个“隐形的孩子”。

　　事实上是给多多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这个证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关系和钱找医院开，另一个是找造假证的。

　　这与许多同样一筹莫展的“双非”家长不谋而合。有家长甚至在论坛中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他们形容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旦出生证被查出问题，对策也被想好了——顶多是做一遍亲子鉴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没问题”。

　　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时常为这个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为了投机，为什麽要去取巧?”“当初不断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公正、美好的未来吗?以后怎麽和孩子解释这一切呢?”

　　这个最后的方法，即使能成功为孩子入户，也不得不时刻面对那个“不存在的老二”的问题。不断有父母提出后续疑问：

　　一直用内地身份读书的孩子，未来想重新启动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请留学的话——后者岂不是成了履历完全空白的“文盲”?

　　是否会被要求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缴纳计划生育罚款?

　　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双重身份，难道要为其中一个身份开“死亡证明”?那麽，拿什麽来证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著”?

　　有人还假想，如果孩子未来被卷入某个案件，需要“不在场证明”时，这个方案恰到好处会让孩子“被消失”。

　　虽然这些“问题”并不会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双非议题的考量，一位家长却提出“问题”背后的假想：现存“双非”儿童近二十万，假如一半的父母都为其办理这样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岂不会因此多出十万并不存在的“虚拟人口”?

　　梁楠没有想更多，她只是记得五岁儿子问到“妈妈，我是香港人吗”时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2008年夫妻二人让儿子降生香港，到如今决定让其离港“返乡”，回到原点——六年就快要过去，他们却再也“不知道原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