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提到的理由是欧元区以及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扩张较为疲软。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告诫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脆弱，参差不齐，受到诸多风险的困扰”，全球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低于平均增长水平的新平庸时代”。

　　如今需求不足、负债高筑、投资低迷的状况继续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构成挑战，此时公众关注的焦点再次转向新兴国家中的大国——中国。然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而是中国资金促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新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角度：中国资本时代》(The Wide Angle: The Age of Chinese Capital)的报告，里面提到在可能会称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Three)”的环境下，中国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将决定全球下一轮经济扩张。据该报告的作者、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分析师桑杰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所述，中国资金外流的规模可能非常大，以至于抵消世界各国央行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这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断言吗?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看法是，工资水平持续上涨，金融行业自由化以及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可能会在中期内促使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出现缩减，但这正是这份报告有意思的地方。该报告认为，全新的基础设施、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以及向服务业的转型将导致中国的投资率下滑，而下滑速度将会超过储蓄率。因此，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实际上可能会扩大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导致未来几年内持续出现盈余。IMF估计，到2019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将会达到4,39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据桑亚尔所述，这股如洪水般的过剩资金可能会抑制长期资本成本。这样有可能会把大量的投资资金引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境外投资并不算什么新鲜话题。长期以来，中国海外投资的目标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型国家的贸易便利化项目和自然资源。但近年来，由于中国企业已经掌握了诸多先进技术和消费品牌，中国资本已经开始流入发达经济体中的各种科技行业和创新密集型行业。

　　2013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翻了一番，至140亿美元;而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欧盟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已达到270亿欧元。然而，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这些数字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的数据显示，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向欧美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累计达到1,735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额的 10%，仅为中国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的4%。

　　向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迈进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利用其庞大的外汇资源来加大海外投资活动力度?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资深研究员俞樵建议，利用事前债转股方式，把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重新配置到大型实体经济行业中。据俞樵所述，这一方式包含一个三步骤的过程：第一，中国央行用美国国债换取中国投资实体的人民币;第二，投资者用这些美国国债换取美国目标公司的股权;第三，接受美国国债的美国目标公司把这些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为新投资项目筹集资金。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可以重新配置到发达国家中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取决于中国当局让出资本控制权并且使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私有化的意愿。而放弃对汇率的直接控制权或者对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似乎是中国决策者十分讨厌的事情。中国央行近期向银行体系注入新流动资金的举措证明，中国决策者严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持经济增长，而他们在近期内可能不愿意以解除资本管制来换取维持经济增长这个优势。

　　即便如此，中国正在悄悄为了把资金引向发达国家实体资产这个长期策略打造基础。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等过桥资金载体，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投资。几家政府控制的实体已经通过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把外汇储备引向对欧洲进行直接股份投资。例如，中欧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曼达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已经利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资金直接投资欧洲公司。同样，另一家知名的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弘毅投资(Hony Capital)最近利用政府资助的联想控股公司提供的9亿英镑，收购了英国连锁餐饮品牌PizzaExpress。

　　此外，新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在推动中国投资者的新一轮海外投资热潮，投资者争相利用上海自贸区对外汇较为宽松的管制以及对跨境贸易与投资的简化监管框架。据估计，有6,000家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注册，管理资产总额达3,250亿美元，上海自贸区未来很可能会加快中国的境外民间投资步伐。

　　通过众多中小型私募股权基金和企业家引导中国的资本盈余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境外投资“分解”，减少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占据的优势，减弱他们进行大规模收购交易的能力，而这些大规模收购交易常常引起西方国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金融行业的改革以及外汇储备的私有化将进一步加速这个分解进程，减少外国对潜在 “特洛伊木马”的担忧，使中国能够投资各种先进的技术行业，而过去中国企业和投资者一直被挡在这些行业门外。

　　疑虑依然存在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借助“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吸收中国庞大盈余，这一体系正是促使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双双复苏的关键，但是它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随着通过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来促进经济再平衡，中国将设法通过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及其他经济利益来扩大中国人民的福利，以此改变民众保守的储蓄习惯，鼓励他们增加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开始吸收自己过剩的储蓄来支持其福利扩张计划，而不是把资金借给其他国家。

　　这种情况将意味着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以及西方国家中的金融投资环境减弱，从而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拉加德提出的“全球经济平庸增长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预言可能终会成真。

　　本文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研究生施瑞·维尔马(Shrey Ve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