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律师协会外面写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纪念碑，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

　　偷窃、欺诈、背信弃义，对受害人来说这些无疑都应该是受到处罚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如果这些罪名加在普通人身上，十有八九是会受处罚的，但是，如果干出偷窃、欺诈、背信弃义这些事的人是个律师，那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一来律师最懂得如何钻法律的空子，再者律师还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伞。多伦多星报调查发现，加拿大安省律师协会在对待其成员违法行为上很少主动向警方举报。

　　双重司法标准

　　前律师Lawrence Burns在多伦多北部经营一家餐馆。同时，他因被发现从客户处盗取近50万资金，而被取消律师执业资格。正如很多被发现在信托账户中作案的律师一样，Burns轻易逃过了刑事起诉。多伦多星报调查发现，多数的加拿大律师社团会向警方举报其成员犯法，而加拿大安省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则不然。

　　他们将客户的信托账户当成自己的小猪存钱罐，在其中促成数百万元的欺诈行为，连老人退休储蓄金都不放过。

　　一份多伦多星报的调查显示，尽管很多被发现窃取客户资金的律师都被专业监管机构惩戒，暂停甚至吊销执业资格，但当中绝大多数都避免了刑事指控。

　　调查发现，过去十年中，超过230名加拿大安省律师协会认可的律师，因从事类似犯罪的活动被制裁，从客户的信托基金中盗取、欺诈或挪用了约6100万元。

　　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受到了刑事指控。大多数人免受牢狱之灾。

　　Richard Bikowski 曾被现已取消律师资格的多伦多律师Lawrence Burns敲诈$87,500，他说：「我坚信这世上有两套法律，一套专为律师所用，不同于为众人而设的另一套。」

　　与其他省份的律师社团不同，无论律师盗取了多大的金额，加拿大安省律师协会通常都不会向警察举报其涉嫌犯罪的成员。

　　在一个案例里，一名律师曾窃取75万元，只因为他想买一台凌志汽车。另一名律师挪用了由他保管的钱财去买位于渥太华的共管公寓。

　　律师在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众多责任中，他们原本应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守护我们的秘密以及在我们死后监管我们的房产。

　　偷窃50万元居然大事化小

　　尽管从客户的信托基金中挪用了近50万元，多伦多律师Lawrence Burns仅于2011年受到了吊销律师资格的惩罚，却从未被刑事指控。根据律师协会的文件，他在纪律聆讯中，将其偷窃行为归咎于「未确诊的抑郁症」和「轻微认知功能损害」。

　　Burns现年64岁，家住多伦多北部，开着他的Nissan Rogue SUV在城市里穿行，对他餐馆里的顾客热情有加。他的餐馆名叫The Homeway，位于Mt. Pleasant Rd. 和Erskine Ave交界处。

　　星报记者在Burns的餐馆询问其案件情况，梳着精神的大背头，连胡须都精心打理的他立即将记者逐出门外。

　　「我不会接受采访。」Burns站在餐厅外面说。Burns的餐厅每天供应早餐直到下午3点，果仁夏巴塔面包加上火腿片再抹上蜂蜜芥末蛋黄酱，要价11块一份。

　　其他被律师协会裁定专业失德，但逃脱刑事检控的律师包括：

　　Pradeep Pachai是一名汽车保险公司的律师，他和另一位管理人员联手，通过大幅提高保险索赔，从保险公司处套出150万元。Pachai被取消律师资格，但通过归还所得的资金，最终逃过刑事追诉。当星报记者联系到他时，他坦言不想再惹事生非。

　　Luc Barrick是一位位于渥太华的律师，三年前移居巴黎。离开之前，他挪用客户资金约36万元，至今仍未归还。Barrick告诉星报，他没有窃取任何东西，而且前往法国是为了治疗血友病。律师协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医生证明，并且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取消其律师资格。

　　Massimiliano Pecoraro是一名在多伦多的刑事律师，他因对安省法律援助处夸大计费3万元而被吊销执照。一份调查显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ecoraro实际上向法援处夸大计费超过10万元，但他在律师协会介入之前归还了一大部分。Pecoraro虚构了很多从未发生的法庭审判和保释聆讯。当他被揭发时，他归因于婚姻破裂带来的压力。Pecoraro从未回复星报记者的信件和留言信息。

　　星报调查发现，此类违法律师逃避刑责的情况并不罕见。

　　调查记者统计并分析了过往十年来由律师协会做出的1,000份纪律处分，其中只有236宗的涉案律师以犯罪由被制裁，其中犯罪行为包括盗窃、诈骗、违反信托、伪造文件和作伪证。

　　调查记者查到，被刑事追诉的律师人数只有41位。在其中超过半数的案件里，律师协会都是在其成员被起诉之后才作出制裁。而那些被判刑事罪成的不法律师，受到的量刑都普遍宽松，由本宅软件至社区服务不等。只有12名律师最终入狱。

　　为何如此多盗取客户钱财的律师可以逃避刑责?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律师协会实际上并不会向警方报告其成员涉嫌犯罪。

　　星报记者将调查发现交给律师协会的财务主管Thomas Conway，他指出，律师的职业特权(Solicitor-client Privilege)——一项他形容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原则——是限制协会向警方检举的重要因素。

　　Conway说：「每一位客户和其律师之间的沟通内容都应受到保护，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如果我们冒昧地向警察反映，就会侵犯客户的权利。这是他们的选择。」

　　星报发现，因为害怕被卷入冗长却难以弥补损失的刑事诉讼程序，多数受害者都不愿报警。另一方面，警察官员和负责经济案件的律师表示，警方的诈骗调查组已经不堪重负，而且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复杂的诈骗案调查。

　　Steve Sherriff是Brampton市的检察官，在1982至1989年间负责律师协会的纪律检控。他指出，律师协会针对不向警方反映律师涉嫌犯罪的理由「过于简单」，而且是「错误的」。 Sherriff说，向警方检举律师根本不会违反律师职业特权。

　　事实上，他认为安省的立法给了律师协会向执法部门举报犯罪律师所需的一切权力。

　　「我不确定，公众对于律师作出的罪行有得到足够的警示。」Sherriff说，「公众被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对此我会保持强烈的担忧。」

　　律师犯罪：仅有家法是不够的

　　像医生和教师一样，律师是个自治的行业。律师协会负责管理安省46,000名律师，和5,000名律师助理。律师协会在它的网站上写道，它有责任「保护公众利益」，以及「行动及时、公开和高效」。律师协会每年收到大约4,700份投诉，其中大约3,100份被授权全面调查。然而每年只有大约100宗投诉会进入纪律聆讯。

　　安省的律师必须购买由LawPro保险公司提供的职业过失保险，该公司主要为律师协会所有。但LawPro保险公司只涵盖由于疏忽、错误和遗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将多数情况下的不实行为，比如盗窃和诈骗，排除在外。

　　相反，律师协会通过它的受害人赔偿基金来对此类损失进行赔款。问题在于，该基金只会对每单索偿赔付最多15万元——这是加拿大最严厉而且最低的上限。(此上限正在被律师协会的赔偿委员会审查。)再者，与其他省份的赔偿基金不同，安省的赔偿基金被认为是「索偿的最后选择」。言下之意，即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其他所有法律途径都用尽之后，受害人才能找上它。

　　这就可能包括报警并起诉律师——一些受害者悲愤地发现，这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通常需要雇请另一位律师和花费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