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新时代开始之后，浙江人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当国家成为世界的熔炉，这个地区更成为一系列便宜商品的超级市场。义乌，坐落于浙江的中部，是一个由大市场发展成的城市，顽强、固执、不知疲倦的典型，现在有5万家店铺，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

　　浙江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出口"到国外，而且一般背后都有一个朋友亲戚网络。但说是浙江人，那只是个宽泛的定义;在浙江，两个地区即便相隔十几公里，文化差距也非常大。对海外浙江人真正管用的，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网络。

　　意大利汉学家车卡纽在其《意大利的中国人》一书中说，罗马的中国人中超过1/3来自浙江青田地区，距离文城80公里，"比米兰到皮亚琴察稍远一点，比罗马到萨包迪亚海边又近一点"，而米兰和普拉托的中国人却主要来自文城。

　　浙江人中也有明显的城乡差别。生活在大城市温州的人，认为除上海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乡下人。"他们认为青田人是粗人。"华文月刊《世界中国》总编胡兰波说。

　　青田是一个艰苦不宜居的地方，9/10是山区，于是这个地区有些村庄几乎全村都移民到了意大利。比如里临(音译)1000名居民中移民走了400人。

　　村民大量移民后，那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胡兰波提到，那里房地产火爆，每平方米售价达2000欧元。而且消费完全西化："许多移民回国销售意大利产品，人们富裕起来了，这些产品销路很好。有无数的酒吧，现在意利咖啡(Illy)随处可见。"

　　还有语言。浙江人各说各的语言，而且说是方言，但跟普通话的相似程度，就像葡萄牙语和英语跟意大利语的差别那么大。

　　"事实上不存在唯一的浙江方言。"罗马大学讲师、《中国近邻》一书作者佩多内解释说，"各个村庄的方言非常不同。在这里的很多人，自称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因为他们各自的方言，既没有名字也不体面，他们也不知道该叫什么，有时候干脆冠以我家那里的说法。"

　　为了沟通的需要，共同的语言是普通话。所有人都听得懂，至少懂一点。

　　那不勒斯税务稽查署的探员科雷拉上校一直搞不清混乱的浙江语言："在调查他们的生意的时候，很难找到翻译，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听懂不同人的语言。"

　　他们相差几十公里就彼此听不懂了，更别说我们在世界的另一边了。

　　因此也就不用感到奇怪，为什么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会按照家乡结成联盟。例如，温州的餐馆老板更愿意雇佣同乡做服务员，因为新来的人经常要在雇主的家里生活一段时间，工作关系常常要延伸到个人关系。

　　《中国，一条跃龙》的作者皮素写道："长江把中国分成两部分，北方居民严肃而谨慎，肤色较白，喜食面……南方人喜食米，肤色较黑，灵活温顺，讲无数的方言或语言。"

　　我们为什么要追踪中国人的足迹

　　两名意大利记者的中国移民调查手记

　　据此，他们出版了一本中国移民的调查手记，记录了那些"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的中国人。

　　这是一本写给意大利人看的书，但中国人读来更有借鉴意义。本书的中文版经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工学博士邓京红翻译，刚刚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

　　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老龄化了。

　　出发之际，我们想讲述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部分，那个神秘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群体---中国人。后来我们发现，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 们自己。镜片反射的是我们，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 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身影。

　　这些，在一开始，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看着他们更换城市，更换工作和改变生活;而我们只会更换手机，再就是算算在短短几年里，长了几公斤肉，多了多少皱纹。抛开尴尬，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他们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了解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弄清楚我们自己。

　　沿着意大利半岛从北到南，我们追随着那些有着巨大发展机遇的地理轨迹。在库内奥(Cuneo，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山里，我们看到累弯了腰但赚 到了钱的中国人，他们在加工古老的石材，这一行业曾被当地人判了死刑。韦尔切雷泽(Vercellese，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田野，自60年代以来，从 没像现在这样拥挤和活跃。在小腿深的水里和像赤道地区一样的潮湿里，除杂草的中国人挑战着当地的纪录，却因工作不够多而感到恼怒。还有他们的跨国公司，在 我们停滞的经济里，发现一系列的商业机会。他们拥有很多金钱同时又很谦虚，他们拯救了许多老字号。在勤劳的东北部，中国人与当地人有着共同的语言，那就 是：工作，工作，工作。

　　更不用说他们的孩子了：聪明到有些狡猾，礼貌到有些腼腆，在学校里经常比意大利的孩子学习好，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帮父母干活。

　　中国人拼命干活，拼命攒钱，直到决定退休的那一天才开始生活，也许回到可爱的中国，因此在这儿的移民很少是富人。在一个像我国一样有困难的国家，非常有理由发展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阴谋理论和广泛的社会嫉妒。人们说，他们非常封闭，不跟外界交往。但老实说，你们试过接近他们了吗?

　　弄明白的唯一办法，就是走近了去看。这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和他们会面，和他们长谈，我们认识了他们的家庭，推测他们的亲戚网络。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们检验了许多在出发的时候只能想象的东西。

　　在追踪他们的过程中，我们试着获取他们最后的秘密，那就是保持年轻的秘方，我们意大利人似乎已经遗失很久了。这个秘方跟虎牌清凉油、姜药或蛇汤 无关，它是一种偏执狂的生活，掺杂各种不同的才能，再加上巨大的牺牲精神。这道菜苦涩的余味，使人们不愿跟着学。但特别容易打动我们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 那种乐观精神，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有强烈的愿望。包括从遥远的浙江农村，出发时只有一个纸箱子;四十年后，带钱回去买下一座摩天大楼。他们把遇到的困难看做是一时的，就像身体有时会有头疼脑热一样，而不是瘟疫。

　　如歌德所说，强者并不是那些从不跌倒的人，而是那些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人。在我们国家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的膝盖都被磨破。只是这些内容就值得一读。

　　使意大利西北重生的中国石匠

　　加利福尼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知识全球化开启了硅谷和互联网业的未来;在皮埃蒙特的山谷里，劳动全球化则拯救了意大利的传统行业

　　在米兰，短短几年，中国商人就占领了一片靠近中心的古老城区;普拉托，在整个城市的嘟囔声中，裁剪和缝制服装的中国工匠们，跟当地企业默契合 作;南边的马泰拉，杏仁眼的中国工人们挽救了当地濒临衰退的经济。但中国移民的力量，在巴纽洛-皮埃蒙特(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库内奥省)这样荒凉的地方， 表现得更加突出。

　　行政长官马纳韦拉说："他们到这里来之前，在电视里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

　　巴纽洛除了靠近另一个山谷里、同样也有中国工人的小镇子巴尔杰，离其他一切都远：远离城市，远离高速公路，远离都灵、库内奥。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这里有他们的工作机会：肯定是听了某个堂兄的建议，说有个朋友的弟弟，认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另外一种说法更玄乎，说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人，是在米兰偶然发现，工人们铺的石板跟自己家乡的一样。

　　继第一个人之后，来了许多人：他们在自己家乡就开凿花岗石，身体精瘦，全是肌肉和筋脉，硬碰硬地敲打露赛娜石头。在巴尔杰和巴纽洛，有近千名遵 纪守法的中国人在那儿默默地辛勤工作着。但当我们问一位酒吧招待对他们的看法时，她摇着头说："顶多喝杯咖啡，其他的就好像根本不存在。"

　　"这活儿只有中国人能干"

　　从露赛娜-圣乔万尼到巴纽洛-皮埃蒙特，再深入到巴尔杰，一路上都可以听到敲击石头的声音。中国石匠在将巨大的层状片麻岩(官方名称露赛娜石材)敲碎，用来铺垫半个欧洲的道路，或者加工成薄片。

　　据说他们非常封闭。为了接近他们，我们想，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雇佣他们的企业主，但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几经周折，一位年轻、随和、来自石材世家的企业家在匿名的前提下，答应跟我们聊聊。

　　他的企业比较小，6名雇员按种族分工：5名中国人加工石材，意大利人开卡车，把5吨或10吨的大石块拉进来，再把5厘米或10厘米厚的石板拉出去。

　　以前不是这样："十几年前我们用两名当地人。后来工人退休了，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他基本打算关门了。公司本来就小，谁也不会觉得缺了它不行。但这时候开始有中国人来到这里："听说他们活儿干得很好，从不惹是生非，而且他们的生产效率是前所未有的。"

　　连"早上好"都不需要说：只要给他一把凿子，再给几句指点，这些刻苦不倦的工人们，从文城的山里跨越半个世界，来到皮埃蒙特的山区小镇，找好花岗石的纹理，持续不断地以规则的节奏敲凿石块。

　　对巴纽洛来说，这是个转折点。加利福尼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知识全球化开启了硅谷和互联网业的未来;在皮埃蒙特的山谷里，劳动全球化则拯救了意大利的传统行业。

　　企业主告诉我们，"中国人来这儿之前，我的企业一年营业额只有7000万里拉(约合3.6万欧元)，现在超过了100万欧元。"他还说："别说 我们不给意大利人提供工作机会，我确实试过，来干了两天，第3天就因为腰痛歇在家里。连罗马尼亚人、摩洛哥人都干不了：这活儿只有中国人能干。"

　　总是在野外工作，这个古老的行业，经历几个世纪，却没有采取什么技术措施来减轻辛苦：冬天，在工作的地方放一只铁桶炉子;夏天，用伞稍微遮挡一点阳光的照射。

　　这些年生意做大了，但除了换了中国人之外，其他的都没变："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剪切机和打孔机带有吸尘器，以避免产生太多灰尘。但寒冷、酷热、噪音和辛苦一点儿没变。"

　　中国人来了之后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以前工人们拿工资，自从中国人来到这里之后，都变成计件制了。"

　　在这家企业里，中国工人按照产量的多少，多劳多得，每天测量加工石材的尺寸和重量。每100公斤的马赛克或用于装饰墙壁及人行道的石板付1欧 元，100公斤用于铺路的方砖付1.4欧元，最大的石板每平方米付7欧元。收入最高的，一个月能挣3700欧元;少一点的挣2700~2900欧元。

　　企业主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80%的利益，20%的好感。他们管我叫头儿，当我请他们称呼我的名字时，他们回答说：不喜欢头儿?那就叫老板。"

　　但他觉得，中国人是最好的雇员："从来不耍滑头，从来没有找我预支工资，他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干活，只想挣钱，跟我一样。"

　　当这位企业家跟我们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他的雇员们在不停地敲凿着石头：缓慢，准确，连续。似乎是个和谐的队伍，但事实上却极不稳定。"我换过至少35人。因为，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第二天他们就会辞职。"

　　除了一位工人，他在车厢里躲了一个半月才来到意大利，10年来一直以同样的节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朋友："不，应该是兄弟：他是一个难得的人，在巴纽洛买了房子，有3个孩子，肯定他不会让孩子们再干石材了。"

　　虽然钱挣得多，但到了50岁就是偿还的时候：腰损坏，肺里堵满灰尘，这不是一个让自己孩子接班的工作。

　　"他们都起的意大利名"

　　经过老板的搭桥，我们来到了一户张姓人家---浙江人中有很多姓张的，就像米兰人很多人姓布兰毕拉、那不勒斯人姓埃斯波西托一样。家里住着妈 妈、爸爸、三个子女、一个儿媳和三个孙子。一家老小都穿着羽绒服，我们也裹着大衣，因为中国人的家里，即便是冬天的晚上，也不开暖气。

　　母亲微笑着给我们递来绿茶，父亲只是微笑着，我们不会中文，他们不会意大利语，大家只能望着鞋尖，电视里播放的是中文，墙壁上用一张中国山水画简单装饰。

　　一切都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张先生好像从来没有花过1.5万美元，坐了7天火车来到莫斯科，在那儿等了5个月，总算等到对的飞机来到意大利，干上石匠的活儿。那是1993年的事了。

　　厨房里传来17岁女儿方雪的声音，她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讨论明天的会计课程："我跟你说是两万，账款应该是两万，写在第118页了。"

　　她1998年来到这里，马上就要成为意大利一所高等技术学校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父辈艰难地在前面开路，她轻松地到达目的地。孙子辈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阿莱西亚、埃里克和斯蒂芬诺。

　　"他们是我儿子的孩子"，祖母说，"他们都起的意大利名，因为生活在意大利。"

　　"他需要至少40万欧元才能衣锦还乡"

　　事实上张家的年轻人里，创造纪录的不止一人：17岁的方雪是在巴纽洛的中国人中第一个可以上大学的，26岁的方瑞则是这座山谷里，从石匠开始做到老板的5个中国人之一。

　　"张方瑞露赛娜石材加工"的牌子，挂在他用来做办公室的预制板房外面，房子周围是灰尘的云雾和各种各样的石材。

　　方瑞只有26岁，而且是一个中国石匠的儿子，他像父亲一样敏捷，身体精瘦，穿着磨破的牛仔裤，手机铃声像是周六晚上的迪斯科舞厅。他让我们走进他的工厂，跟我们谈他自己，还介绍了他的工人。

　　他告诉我们，石材工业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经济危机使生意减半。当我们说到所有的老板都喜欢在公众面前诉苦，然后私底下偷着乐时，他也笑了起来。他说，自主创业对他来说不容易："那时我21岁，中国的亲戚和朋友不愿意借钱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只能去银行，"押上所有的设备，借到了3万欧元开业。"

　　他成功了。如今他拥有两家企业，加工正宗的巴纽洛石材，雇佣了15名正宗的浙江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敲凿石块，现在我只搞管理，这样更好。"

　　方瑞给我们讲解，品质最好的石材是纹理不多的，品质不好的只能用来铺路;还给我们介绍了不需要特殊技能的普通设备和石匠师傅使用的大锤子。但当我们想问他的企业秘密时，他很干脆地拒绝："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好吧。但他后来告诉我们，他打算回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那儿的人更知足，大家经常在一起，都喜欢上街。不像这里，各自关在各自的家里。"

　　但他需要至少40万欧元才能衣锦还乡。方瑞打算尽快赚到这笔钱："除了8月份的4天，我不停地工作。听说有的意大利人借钱去度假，简直不可思议。"

　　除了挣钱之外，还必须节约："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花什么钱，大米买20公斤一袋的，偶尔喝杯咖啡，如果挣2000欧元又没有家庭的话，可以存下1800欧元。"

　　他已经有了家庭，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每月只花400欧元，如果花500欧元就算奢侈了。我们告诉他，5个人花这个数确实非常少，他说："我知道，但我们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