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还在继续。全球悲观情绪对于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近乎无动于衷。金融风暴中心的美国，三季度GDP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而此时，中国经济也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并与世界经济危机叠加。

　　中国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10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受国务院委托，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做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下一阶段中国将告别“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当前的宏观调控要把“保增长”放到第一位。在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上，应该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

　　她说：“中国经济在未来两至三年会非常困难，困难的程度甚至要严重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在投资方面，应倾向民生和公共事业，不能再走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的老路。

　　对于今后房地产政策的调控方向，吴晓灵提出，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对投资性购房视同企业，实行不低于30%的自有资本金比例，并强调对多套房屋按揭贷款提高首付比率，是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当前和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吴晓灵：我认为，这个报告比较客观的汇报了今年有关宏观调控的情况。因为上半年和下半年，特别是8月份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较快，国务院在宏观调控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报告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在未来经济中应该关注的三个问题，一是出口拉动的动力会减少，二是资产价格波动较大，三是未来物价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同时，报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这个报告提出，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基本面没有变化，提出了未来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的问题。同时，央行也谈到了物价走势的不确定性。

　　经济观察报：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较，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如何？

　　吴晓灵：我个人在参加有关调查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大财经委在7月份进行了一次调查，那时我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经济的问题防通胀是主要的，保经济增长速度还不是关键问题。

　　但是从今年9月份，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保增长应该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国内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到下行的调整周期，和世界经济危机叠加的情况下，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但未来两至三年会非常困难，困难的程度要严重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现在中国经济的外向拉动程度要远远高于1998年，产能过剩的状况远远高于1998年。1998年，我们启动内需，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可以投资，消费方面，房屋和汽车消费还没有启动，当时银行启动了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贷款，极大地推动了内需。

　　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住房面临价格的泡沫，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汽车消费面临着高油价和环境污染、环境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在居民的住房消费、汽车消费上已经不能和1998年相比。

　　现在要做的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启动老百姓的消费，这不是一日之功。外向型程度的加深，产能过剩的加重，现实消费需求的启动不足，由于这三点，未来两至三年经济困难形势要比1998年严重。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对于物价问题，现在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通缩的危险，所以现在还看不准。

　　政策组合：稳健、灵活、积极

　　经济观察报：在现阶段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三者之间，应该怎样协调组合？

　　吴晓灵：在政策组合上，我认为应该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务院金融调控报告中提到了“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不鲜明。当然，我理解这个难度，现在形势看不清楚。央行的首要目标是对物价负责，但是物价走势现在不非常明朗，因而提出“灵活、审慎”，留下更多的政策调控空间。但是要想稳定市场预期，政策提得更明确一点会更好。

　　当然，货币是中性的，不要指望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如果想要用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就是美国的今天。

　　美国的今天，金融危机除了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衍生产品的问题外，与当时货币政策指导思想、美国政府的指导思想都有关系，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造成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

　　货币政策它就是一个计量的工具，用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短期是有效的，长期是有害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稳定货币供应量，既不要多发货币，也不要少发货币。

　　2003年至2007年，货币供应量，五年平均是17%，2007年提出2008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也不过是把M2的增幅从17%降到了16%。今年1至9月份没有达到16%的货币供应量，不是贷款放得太少，而是外汇的流入减少了，就是外汇创造的货币减少了。

　　如果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明年按照17%的货币供应量调控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来说，这不是一个紧的货币政策。如果明年经济下滑比较多、物价下滑也比较多，17%还是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认为提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大家的预期更好。

　　经济观察报：应该如何理解灵活的金融政策？

　　吴晓灵：在稳定了货币供应以后，中国更大的、能够有所作为的是灵活的金融政策。不能因为美国金融玩得太过了，闹出金融危机，就停止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受束缚的地方太多了，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这样才能搞活金融存量。

　　经济观察报：对财政政策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在选择政策工具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吴晓灵：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民生方面。国务院出台的10项针对经济增长的措施里，非常好的提出了要理顺价格，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些都为理顺价格机制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是非常好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要在理顺价格的过程中，帮助困难群体，做好安顿工作，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让老百姓放心消费。

　　第二个方面是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积极投资政策。投资再不能向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发展了，现在财政的投资，我个人建议应该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村基础设施。我们现在病险水库太多了，农业吃的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老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有很多欠账。

　　二是城市公共事业。不要再去修高速公路了，现在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承载量并不是很高。应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建了这么多的新型城镇，但地下管网是非常少的。为了政绩工程谁都愿意做地上的工作，而政府恰恰应该做地下工程。政府应该把地下的管道、下水道、排污道做好，应该把熟地卖给开发商建房子，否则是建不了文明城市的。政府要加大投资，应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特别是对地下管网和排污管道投资。

　　三是政府应引导社会投资，而不是自己投资。1998年以后积极的财政政策正确的一面是发了很多的国债，上了很多的国债投资项目，确实拉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起到很多的挤出效应。

　　现在民营经济已经很强了，政府投资应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个大项目，政府拿一部分资金引导就可以了，不要拿全部资金把这个项目包起来。政府的投资还可以包括股权投资中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于中小企业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国家财政把钱用到这些方面来，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的进入，这对投资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如果我们又是急急忙忙上很多项目，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好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想上大项目也找不到了，现在是钢铁过剩，马上会出现电力过剩，只要经济下滑，很多地方的产能过剩就会暴露出来，现在想粗放型地投资，也不容易找到好项目了，现在是内外形势逼着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房价下降是启动消费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目前的房地产业宏观调控？

　　吴晓灵：房地产业是一项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维护正常的居民住房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向内需拉动转型的重要内容。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就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此次启动国内消费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节能降耗的要求决定了个人汽车消费不会被积极鼓励，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有着强大的住房需求，释放正常的住房需求是必然而可行的选择。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效果，让房屋价格回归理性是启动正常消费的基础。

　　我认为，房价回调不会对房地产信贷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房价回调会冲击地方财政的预算收入，从而间接影响市政建设项目，有可能增加银行不良贷款。

　　对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我认为，财政上应该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现状，降低交易环节费用，加大廉租房建设。信贷政策上，对多套房屋按揭贷款提高首付比率，是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同时，也要为房地产企业开辟股本融资、债券融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多种融资渠道。

　　最后，房地产开发商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对得起老百姓一生的积蓄，用房屋品质换得市场的尊重，在市场低迷时进行产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