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父亲移民旧金山，和我一家子团聚。那天，他走出旧金山机场海关，上了我的车子，是傍晚。饭后，和他分别30多年的至交林伦，迫不及待地来我家和他见面，聊至深夜。次日，父亲大早起来，精神奕奕，“时差”于他似乎毫无影响。这一天，我和妻子要上班，儿女虽放暑假，但报名上了补习班。我怕他一人在家太寂寞。他说不要紧，要收拾行李呢。第三天是星期六，全家大小都在家，按规矩，不但我们，连岳家等亲戚也要为父亲接风，说好中午去茶楼，父亲答应了。

不料，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妻子起床后，看不到父亲，只见老人家的卧室门打开，床上的被子已折叠整齐。去楼下找，去后院找，不见人影。她慌了，回到卧室，推醒我：“你爸失踪了！”

我揉揉眼睛，坐起，问：“会不会去金门公园？”金门公园离我家才一个半街区。妻说，你爸连金门公园这名字都没听说过，又不会看英文街名。我说，英语字母他全认得，我小时候常常有乡下人进我家开的文具店，求他在航空信封上写英文姓名地址，好寄给美国、加拿大的亲人。

妻又提出，会不会和朋友约了，去咖啡店？我断然否定，他才来了一天，哪有这神通？

我灵机一动，说，最大可能是去了唐人街。

妻说唐人街离这里10公里，要转两趟车，你爸这辈子还没用过美元，会买车票吗？说一个瞎子摸进唐人街我信，你爸有这能耐？

我说，他从旧金山机场海关出来，对我说了三次，他今天来，套老一辈的说法，是“上埠”了，但没去唐人埠，还是算不得数。

妻子摇摇头，苦笑，你爸这想头有点怪。我对她解释，前晚父亲和林伦叔聊天，我在旁边听到，他详细问了去唐人街的路线，车票多少钱，怎样买票。我以为他出于好奇，不料玩真的。

“放心好了，我爸一点也不"老土"，三四十岁时当供销社的采购员，一个人跑遍全省，就凭那一口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我和妻子吃早餐时说。

二

“上埠”一词，100多年前特指“抵达美国旧金山”，更具体些，指“唐人街”（广东人称“唐人埠”，台湾人称“中国城”）。“上”是动词，“走上”之意。1849年加州北部淘金潮兴，旧金山这个原有人口才800，从西班牙语，名为“圣·弗朗西斯卡”的滨海小镇，迅猛膨胀，随后，大量从中国招募“契约劳工”。别名“猪崽”的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和“三邑”（南海，番禺和顺德）农民，坐船数十天，历尽艰辛，横渡太平洋，都从旧金山登岸。他们都为淘金而来，所以给了它一个中国名字：“金山大埠”，简称“大埠”。此后百年，中国人源源而来，淘完金后是种田修河堤，是修筑太平洋铁路。这些“金山客”，在美国劳碌半生，运气好的，会回乡省亲一到三次，演绎全套或半套“衣锦还乡”。几无例外地，他们都“落叶归根”，回去的，不是晚年的肉身，就是放进棺木的骸骨。

在他原本的生涯规划里，该在1949年“上埠”。但阴错阳差，迟到了38年。

1948年，父亲的泰山大人，即我的外祖父雷学銮从旧金山回到台山公益镇的老家养老。雷学銮1926年告别年轻的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女儿，来旧金山和父亲团聚，一去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这次乘轮船“返唐山”，四口“金山箱”托运，小行李箱随身带着。小箱内不但有毕生的积蓄——港币17万元，还有一张和他唯一的女婿命运关系极大的证件——假“出世纸”。这一年，外祖父的年龄在64—65岁之间，已呈明显的老态，特别是两只手，蜷曲变形，没一片指甲不是残缺的，因了在旧金山开了多年豆腐豆芽店，长年累月泡在水里的缘故。

父亲专程到香港迎接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外祖父把全部现款交父亲保管，理由是治安不靖，怕被盗贼抢了。他送给独生女的礼物，放在“金山箱”里，那是全副化妆器具加化妆品；送给乘龙快婿的，就是这张贵重无比的“出世纸”。出世纸即出生证，是旧金山一位乡亲转让的，那位已拥有美国籍的乡亲，太太在家乡台山，曾生下一个儿子。乡亲遵照移民法，当时已向旧金山移民局报备，拿到儿子的出生证。按移民法，这个儿子可随时来美，但因患天花，三岁上夭折在家乡。这一层，乡亲像其他人一样，刻意向当局隐瞒，而将出世纸出卖。那年代的市价，是每一岁100美元。父亲23岁，外祖父付了2300美元。这一年，旧金山唐人街的店铺，一栋只卖几千元。外祖父为了女婿的前途，出手足够大方。

外祖父在我父亲陪同下，下榻于九龙半岛的旅馆，他拿出出世纸，向父亲解释这一纯用“鸡肠”写就的官方文件：婴儿姓名Lim DunYeng（台山方言发音，意为“林俊英”），这就是你到美国后的正式名字。你的出生年月日和籍贯也得改，总之，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旧金山的刘氏公所，还承认你是同宗，你每年去给刘姓祖宗送香油钱就是。你到了旧金山，不必另找工作，干我的老本行得了，唐人埠内企李街750号的“和合”，是我和开平关姓叔侄合伙开的，有20年历史，生意稳定。我的股份还保留着，你到了那里，顶替我当股东，做豆腐，发豆芽，功夫和国内差不多，学几天就上手了，挨它十年八载，储够钱，就返一派“唐山”……（美国的台山先侨视还乡为至高梦想，回去一次叫“一派”）。

父亲拿着出世纸，回到家，和他父母及妻子商量：花旗国去还是不去？去，是90%以上家乡男人的首选，“金山客，掉转船头百算百”的童谣，道的就是这样的“真理”——出洋是最稳健的发财路径。放在淘金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年代，家乡的男子去了十万人以上。但我家早已是殷实的商户，镇里有店，村里有大屋，加上一石多良田。父亲一算，抛妻别子去金山，这辈子要是百事顺遂，每10年可望返“一派”，那就是人人羡慕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然而，那是表面的风光，从此与父母，妻儿天各一方，生活质量从何谈起？

碰巧那年我家面临重大选择。我家在大江镇所开的海味杂货店“永益源”，租约到期，业主要收回铺子，我家必须搬迁。那时，全家的积蓄有两万元。父亲看中离大江镇三公里的水步镇一块地皮，位于市中心丁字街中心，堪称地王，要价一万元。买下以后，建一栋带骑楼的铺子，要花两万元，还差一万元，只能通过向亲友告贷及卖田产筹措。岳父带来的出世纸，如果退回，让岳父卖出，折价约九千元至一万元，这么一来，资金缺口就补齐了。

于是，父亲赶到公益镇的岳家，岳父正忙于接待上门贺喜兼领红包的亲戚。他瞅个空请老丈人上茶楼，告诉原委，请他帮忙。外祖父是明理人，虽然为了“和合”无人接班而遗憾，但认同年轻人“与妻儿团聚比出洋好”的主张，答应乘龙快婿的请求，把出世纸收回，托人带到旧金山转让。出世纸无疑是抢手货，很快成交，买方汇来9500元。父亲拿到这笔钱，着手买地，建铺。一年以后，“永益隆”文具纸料店开张。年轻的父亲脑瓜子特别机灵，大宗货物，如墨汁、作业簿、鞭炮，进货不找潭江边三埠镇的批发商，而通过电话号码薄查出厂家的地址，直接上门采购。镇里卖文具的小摊，挑担子去学校门口兜卖的小贩，无不叫苦连天，说：“永益隆的零售价，比我们进货的价格还便宜，怎么斗得过？”

好景不长，1957年的公私合营运动，永益隆被合并。父亲当上月薪48.50元的干部，随即被下放到农场改造。我们一家迅速走向破落。父亲靠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六个儿女。而“工商业”的家庭成分，使他处处受歧视。“选错了路”成了父亲深心处的锐痛，在农场挑百斤砖头建宿舍时，在大跃进年代给小高炉拉风箱时，在困难时期看着家里小孩一个个皮包骨时，在“文革”中胸前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纸牌游街时，在我和弟弟两个中学生向他要学费、书费和膳费时，在祖父祖母治病时，他一次次偷偷捶着胸膛，骂自己的短视，愚蠢，什么儿女情长，什么安土重迁，一子错，全盘皆落索！早在“文革”之前，他就从我表哥那里拿到“和合”的地址，幻想有一天，实地看看这个本来三分之一产权属于他的豆腐店，更想亲身体验“上埠”的感觉。

80年代，我成为美国公民，有了条件申请双亲移民。但因自作聪明，向移民局提交移民申请表时犯了错误，导致父母不能一起来。本来，父亲不放心不识多少字，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独自乘越洋航班，说好待母亲被批准了，再一起动身。可是，他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巴闭”（广东话，意为“性急”），喝开水、吃饭，不是滚热不过瘾，口腔常常给烫出血泡。和急性子关连的，是热衷于行动，风风火火才不闷。“文革”期间，造反派批斗他，罪名叫“阶级异己分子”，但找不到罪状，就安一条“不愿守冷档”，指控他在供销社布店当售货员，下午没多少顾客进门，如坐针毡，必溜到外面去。这一次，他到底按捺不住，宁愿在母亲获准以后，自己多走一遭，回国去接，先独自飞来旧金山。

三

早有预谋的父亲，凌晨五点蹑手蹑脚地起床，就一杯开水，吃了两只冷馒头。谁也不告诉，怕被阻拦，特别是我小心过头的老婆，她是绝对不同意父亲外出的。父亲的如意算盘是：去一趟唐人埠，满打满算三个小时，然后回家，到时我们也许还在睡乡。

五时半，他走出家门。夏季天亮得早，上早班的人出现在街头。他步行到犹太街的候车站。他知道，左侧有太平洋的白浪，肯定是西边；右侧是东边，旧金山市区，这大方向对了，一切好办。

N号有轨电车隆隆地从海边方向开来。他从前门上车。正儿八经地掏出昨天准备的三个“夸特”（每个值25美分），放进投币孔。司机微笑着看他，撕下一张车票递过去，点头，说标准的广东话：“早晨！”父亲喜出望外，说，大早遇到贵人啦！

司机不解地问：“我哪里有这资格？”

父亲说，我前天才来到，路嘛，一点也不认识，有您指点，可是天作之合。

司机呵呵笑，说，你以后买老人票就行，才一个夸特。

好脾气的司机正愁没人对话，一路和父亲聊，告诉父亲，他是香港人，来这里20年了。

父亲在靠近司机处的老人专座落座，把头探出，向热心肠的香港人挖尽可能多的信息。父亲最关心的，第一是去唐人街怎么走，第二是1870年之后，从香港开到旧金山的蒸汽轮船在哪个码头靠岸。

司机对第一个问题当然有绝对的把握，他承诺，N号电车驶近跑华街站时，他会具体说明。至于第二个问题，太冷僻了，他不大清楚。

30分钟以后，电车开进下城。司机告诉父亲，从跑华街站出站，往北走，到了格利大道，拐右，在市德顿街拐左，往前走五个街区，是隧道。穿过隧道，就是唐人街。司机又说，我还可以教你另一种走法，不用走路，只要转乘31路巴士，但复杂了点，怕你记不住。“更加重要的，是看您身体很棒，腿脚够利落，走路，又顺当又有益。”父亲谢过好心人，下了车。

父亲果然厉害，他看得懂路牌、街名，不消20分钟，就在隧道的另外一个出口出现。满眼的汉字招牌：“易立臣药店”、“孙中山纪念馆”、“真真照相”、“盛捷旅行社”、“运来药材”……路过一家诊所，门外的招牌写着：“XXX医学博士，通晓国语、粤语、台山话”。

他狠狠咽了一下口水，把高声呼喊的欲望压下去。

他要张开双手，叫一声：“这就是金山大埠！”他掏出自家偷偷画下的简易地图，对照着，穿过沙加缅度街，到了企李街，转右，是下坡路，他一溜小跑到了都板街，亏得做足了功课，连英文街名“Grand”（格兰）也晓得是新名词，中国人依然沿用旧称Dupond（都板）。他停下来，小心地看门牌。门牌不是每个铺子都钉在固定地方，但难不倒精明的父亲，他沿企李街往西走，“冠英地产公司”是728号，“杰克摄影店”是732号，两铺之间的“明珠时装”肯定是730号。我早就把730号的变迁在家书中向父亲报告，“和合”在我“上埠”的1980年还在，外祖父的搭档——关姓叔侄俩，叔父已去世，年过60的侄子还是老式豆腐店的老板，他接待过我一次。次年，租约到期，关先生迁出，失去联系。

“和合”时期，铺子是整个门面开放的，改卖时装以后，两侧加上带玻璃的橱窗。父亲从橱窗往里面窥看，光线不足，只看到他自己——64岁的南方老人，稀疏的头发，悲喜交加的表情，他的背景，是大街的成行店铺，一角北加州的坦荡蓝天，以及“泛美”保险公司大厦的尖顶。父亲很是满足，1970年冬天，他被抓进“牛栏”，被斗得死去活来，萌发轻之念，幸亏工作队一位有正义感的队员，趁押他上厕所的空隙，说了一句：“你没事，再挺挺就过去。”父亲把打算晚上用来上吊的绳子扔掉，睡了一个安稳觉。那个寒冷的夜晚，他梦见他在“和合”用手推石磨，豆浆流出，汩汩有声，醒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如此湿润，那不是豆浆，而是喜悦的眼泪。从此，他多了一个悬念——“和合”的石磨和梦境中的一台是不是一样？

常人道，不到黄河心不死，这里就是父亲用30年的悔恨与憧憬打造的“黄河”，门外的磨砂水泥地，看得出来很有些年份了，父亲的泰山大人从这里进进出出20年，用独轮手推车，推着一包包黄豆，一箱箱豆腐，一袋袋豆芽，还有豆腐干、豆浆，送往华人开的餐馆和杂货店。父亲踮起脚看门脸和二楼之间，一排暗绿色雕花玻璃背后，那低矮的阁楼，他的岳父在木板上睡了许多年，不单为了省下租单房的开销，也为了安全，做豆腐须凌晨四五点起床，那个时间在街上走，可能遇上带枪的劫匪；若然，将来送回家乡的，恐怕只是骸骨。

这阵子，唐人街开始苏醒，响亮的咳嗽声，杂沓的台山话，和海鸟的影子一起，在汉字招牌树林般排列的大街迂回，恍惚间，他以为这里是家乡的县城。但所有店铺都没有开门。他纳闷，为什么不见卖白粥油条的早点档？他不知道，要吃早餐，只能到唐人街外的麦当奴，那是24小时营业的。

四

父亲在企李街徘徊了20分钟，带着满脑子“设若”离开——设若拿着假出生证，来到这里，他就变身为“开平人氏”，当上豆腐小作坊的小股东。如此，他只有一个1945年生的女儿和1948年生的儿子，少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951年后，后面四个才陆续来到多灾多难的人世）。如此，他的父母和妻儿，过上有侨汇接济的富足日子。然而，有一条他是不愿按同样逻辑“假设”下去的：以他的勤奋和进取，绝不会守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旧摊子，而以最快速度实现机械化，在两三年内在行业内出人头地，他要成为唐人街内首屈一指的商人！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北走。手里的地图标得清楚，走过华盛顿街、积臣街，就是帕思域街。脸上发出诡秘的微笑。他转左，沿斜坡上行，一路数着门牌。穿过市德顿街，知道快到了。

他要去实地见识最好朋友林伦的产业。这一企图，他前晚和林伦长谈时没有透露。只想“偷偷”看，一如早年和林伦的竞争，两方都不会明说，除了喝酒。父亲有一次和林伦吃宵夜，林伦往饭桌摆上四瓶（每瓶一市斤）“威士忌”，声言你一个人能够喝光，一年上茶楼都由他请客。父亲果然办到了。席散，各自回家，林伦的太太得悉，叫嚷“酒精中毒会死人”，吓得林伦半夜从床上爬起，敲“永益隆”的大门。我祖父开门，告诉他，一点事也没有。

50年代初，林伦和父亲是水步镇一对最具活力的年轻商人。小父亲两岁的林伦托庇于祖荫，已是饼店、布店和百货店的老板，论财力远胜只开一家文具店的父亲。但父亲用不上三年，就成为行业的老大，这魄力是林伦目睹的。两个人惺惺相惜，暗里较劲。父亲承认，论心眼，没有这“死党”多。父亲对我说过，有一次，他和阿伦联袂去广州西关商贩云集的十八甫，各买各的货，正事办完，一起吃饭。饭后路过一个卖玩具的小摊，那时，两人都有一岁多的男孩，一辆颜色鲜艳的巴士十分抢眼，父亲记起临行前，老三在家吵着要“小车车”，看价钱便宜，打算买下。阿伦却正色说，别看这玩具便宜，但颜料可能有毒，小孩子不能碰。父亲便打消了念头。不料，第二天，父亲在阿伦的旅馆房间看到这车子。原来，他想起家里的老二一直为“没有车车玩”闹了好几次，当晚，瞒着好朋友去买下来。对此，父亲没放在心上。但此刻，父亲琢磨昔年在信中宣称“生平知己，唯君一人”的青春伙伴，在美国“为什么取得成功”一问题，想起了这桩30多年前的轶事。

“伦记面食公司”的红字招牌，在坡下看，格外富气势。它对面的广式茶楼“香港楼”，门前贴的营业时间，是上午8时至下午2时。推点心的女工陆续从侧门进内，作开市的准备。父亲站在三层高的“伦记”的地下，叉着腰，沿墙脚转了一圈。林伦在10时才上班，彼此不会撞上。铺子的格局与刚才看到的时装店近似，但面积大一倍。门侧的橱窗，陈列着彩色照片，那是伦记所生产的粗细面条、馄饨皮、水饺皮、锅贴皮、春卷皮。至为眼熟的，是贴在上方的“金山时报”内页，下半版登“伦记面食”的广告，全部汉字是林伦用毛笔写的，不算“法书”，胜在充满市井味，最醒目的是标题：“真空包装，质量上乘”。父亲不能不激动，林伦和妻小是土改前夕得到“即将被清算”的密报，丢弃所有财产，逃到香港去的。在九龙开小药材店那几年，和父亲通信，一个月至少一次，那字体，连我也熟悉。林伦于70年代初移民美国，初期不名一文，又不懂英文，在一家面厂打工。10年以后，富甲一方。

父亲没有问自己：如果凭假出世纸出国，就比林伦早来20年，“设若”（又一个不可能的虚拟问题）如是，两人中谁更加成功？一来，他早已离开人生战场；二来，林伦已“风生水起”，他却从头开始。前晚长谈时，林伦竭力压下“不负此生”的得意，略告已拥有的财产，从占地一个“部落”（街区）的制面厂到厂内一台要价100万美元的“真空包装机”，从含250个单位的公寓群到唐人街黄金地段的三个铺位……但是，父亲要郑重拍着老友的肩膀，响亮地说：你逃出国门那年，是24岁，你老爸牵挂得要命，我去安慰他，说，你家大公子，将来一定是百万富翁，以后你验证好了，如果我没说对，我爬着进你家门！

被战争与政治运动剥夺了发展机会的父亲，心里幸存的得意，来自“知人之明”。沿这个思路稍作跳跃，以他过人的生命力与“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的精明，即使欠缺老友稍近于“诈”的商人本色，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无愧于岳父与家山的。自然，这一切，建立在没有现实根基的“假设”上。他终生最大的的痛苦，是潜能的“矿”依然藏在山的里层，不曾被充分开发。

他在“伦记面食”旁边的公园稍停，看着从老人公寓踱出来的同胞在棕榈树下做八段锦，让心绪平静下来。“香港楼”的大门开了，不必看手表，知道是8时。父亲1948年去香港，在码头迎接从“新共和”号邮轮走下的岳父之日起就孕育的“上埠”梦，到这一刻，已经圆了大半。这个时间坐车回位于滨海日落区的家，比原来计划的还要早，但他隐隐感到，还缺点什么？

他一边沿着市德顿街往北行，一边想。他不知道走出百老汇街，另外一边就是意大利区，在岳父用手推车送豆腐的年代，往前再走两个街区，就可能因误闯地盘而遭意大利黑手党小爪牙修理。但是，时移世易，唐人街的边界早已拓展到华盛顿公园一带。

五

“看金门大桥！”他走到哥伦布街，遥遥看到面对旧金山海湾的“科尔”塔时，脑际闪过这念头。他为自己的悟性骄傲。是啊，自淘金潮已还，论中国人“上埠”，其宏大意象不就是“经过金门大桥”吗？

他在等绿灯的间隙，用广东话问旁边穿运动裤的中年同胞：“请问，金门大桥在哪里？”那人忙于看手中《星岛日报》的头版，头也没抬，指了指西北方，说：“乘15路巴士。”父亲回答说：“我只是想看看。”“那再走一个街区。”

父亲岂能不知道，金门大桥是美国十景之首，看它不能草草了事，改天要让儿子带着上桥去游览半天。但今天，不“亲眼看”，心里的“痒”去不了。

他站在海湾街的高坡上，两三公里外是金山湾，平展的海面，本来蔚蓝如梦，此刻薄薄的晨雾从海岬外涌入，远近变得朦胧，但湾内的恶魔岛和天使岛，还能清晰地看到，都出奇的静。

和金门大桥有关的悬念，来自一位比他年长10多岁的同乡和同事——刘勤。早在30年代，刘勤坐蒸汽轮，在太平洋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目的地——金山大埠，但那时候，美国移民局审查趋严，外国来的移民一律先送进设立在天使岛上的“移民拘留所”作甄别审查，合格的再由旧金山的亲人领走，不合格的遣回出发地。刘勤面对移民官的讯问时，过度紧张，连话也说不出，翻译帮不上忙，最后，移民官认定他蓄意欺骗，在入境审查表上写上“不予批准”。他不舍地望着对岸的钟楼，被警察押走。他流着泪，坐上开往香港的邮轮，又一次从金门大桥下穿过，黄金梦碎。

刘勤和我父亲，从50年代起就是供销社辖下的布店的售货员。1967年除夕，43岁的父亲和58岁的刘勤按照轮值表，要留在店内过夜。夜深，围着一个小小炭炉，就着家里送来的半只鸡，喝着走后门买来的“五加皮”，从倒霉的现状谈到遥远的金山，那城市和他们都有过瓜葛——刘勤有一个在那里开衣裳馆（洗衣店）的父亲，那次要不是在天使岛拘留所出了岔子，他早就是金山客；父亲因放弃假出世纸而落魄半生。同是天涯沦落人，此生最大的心事都牵系着不成功的“上埠”，越聊感慨越多。平日沉默、拘谨的刘勤乘着酒兴，绘声绘影地描述旧金山的“上埠”盛事，父亲听了，长大嘴巴，久久合不拢。

那是1870年8月，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属下的“科罗拉多”号蒸汽轮，载着800多名中国人（以第一次来美的广东籍劳工占绝大多数，少量是来往于香港和美国东海岸的经商者），从香港出发，途经日本的横滨港，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航行33天以后，28日上午驶近闻名天下的金门大桥。晨雾消散，阳光灿烂。橘红色的桥墩，伟岸的桥身，列列在目。船上的中国水手已把甲板清洗得干干净净，船上的铜把手和栏杆一一擦过，闪烁着教人眼花的光，这艘越洋巨轮要把亮丽形象展示给旧金山居民。

大桥上方，信号旗沿吊索升到顶端，让悬崖上的白色灯塔知道：轮船业已作好进港的准备。灯塔以电报机把"科罗拉多号"于午前抵达”的信息发到旧金山市区的股票行。随后，一信差从滨海的北岸区牵出马，配上鞍，在旧金山各条大街疾驰，一路吆喝：“从中国和日本开来的轮船到了！”

就这样，旧金山的“轮船日”开幕。唐人街的大街小巷，平日已够繁忙，每逢越洋轮船出发和到达，更被行人挤得水泄不通，从早到晚，操各种方言的中国人，聚成大堆小堆，手舞足蹈，高谈阔论。一个个男人，头顶剃得油光发亮，拖着一根被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

趁刘勤仰头喝酒的间隙，父亲疑惑地看着这个和他一样，只念过初中的哥们，问：“你怎样知道这么多？像在现场似的？”刘勤得意地笑，说，我被遣送回去那一趟，从船上看旧金山的高楼，心里可疼啊！从此，最爱收集花旗掌故。这一节，有一些是归途上听来的，有一些，是从花旗国回来的同村阿叔在村中“散仔馆”说的。

父亲相信了，让他往下说。

刘勤说船上的事。在船上用竹子扎成的三层床上睡了一个月的中国劳工，把轮船穿过金门大桥视为“上埠”的正式开篇，每一个都为了这一仪式换上新衣服——蓝色衬衫，质料粗粝，胜在干净，裤子松垮垮的，棉袜子从脚板直套上膝盖，脚上穿的不是拖鞋就是厚底木屐。头戴大斗笠，手拿大葵扇。斗笠下拖着的辫子是刚刚编过的。每个人的脸孔，原先被风浪摧残得憔悴不堪，此刻因喜悦而呈黄色更深的光泽，气色之好实为前所未有。

轮船在旧金山第一街和布拉南街之间的码头下锚。最先登船的是海关官员，他们把好些大口袋带到码头，用来盛搜出来的违禁品。验关费了整个下午，旧金山警察局和海关最注意的是走私。鸦片和丝绸是最抢手的走私货，生怕坐统舱来的中国人在箱子夹层或自己的身体内藏着，务必搜个彻底。其次是身体检查。他们的职责，一是检查船上的法定人数与实际有无出入，二是保证每一个乘客的健康状况均令人满意。

两个水手分别站在一个舱门旁边，当中国乘客从陡峭的梯子爬上来时，其中一个负责高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每次数到十，就说“记数”。医生在登记簿上打上记号，以便于以十人为一组统计。卫生官员检查完毕以后，海关官员登船，警察留在甲板的两翼全程监视。

码头的大门外，警察把一大群人拦住，他们是在旧金山居住的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不少人驾来马车，为的是替以本市为终点的旅客搬运行李。身穿灰色制服的官员和警察，佩戴警棍和左轮手枪，只有这些执法者才被允许进入带屋顶的码头内。接下来，获准进入的，是唐人街的著名商户，六大会馆的代表和马车夫。

轮船发出“一切就绪”的信号，甲板的前部专供中国人登岸，从统舱走出来的劳工，肩膀上横着竹子做的扁担，扁担两头挂的大口袋里，有铺盖、席子和衣物，他们的年龄在25岁上下，少数只有15岁，没有一个超过40岁。他们离开码头后，六大会馆的代表先把他们分组，一组10人，或20人、30人，然后带领他们去坐马车或步行，前往专门接待“新乡里”的“环球”旅馆，就这样，他们在旧金山度过第一个夜晚。

刘勤说到这里，脸孔在忽闪的炉火中，变得更红，已有六七分醉意了。两人互祝新年大吉大利，分别回去就寝。

父亲在坡顶徘徊，直到把刘勤当年所讲述的情节“过电影”般回味完。他的视野内，不但有金门大桥，还有先侨“上埠”的码头，他们走过的街道，他虽然都不认识，但“眼瘾”是过足了。就这般，他把与“上埠”有关的悬念都破解得差不多，今晚，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看手表，是8时45分。他循原路回到唐人街中心。9点钟，他在最先开门营业的蔬菜店买了一捆芥蓝、一块生姜。清一色草绿的美国钞票，他还不大会辨认，手忙脚乱，价钱才两块七毛，但他付出五张“一元”，惹得收款机后面的台山阿婶抿住嘴笑。父亲说，刚刚上埠，两眼一抹黑，别见怪。

六

在唐人街，父亲靠路人指引，乘31路巴士到了市场街。待到转车回日落区，就没有来时那么走运了。他走下跑华街尽头处的车站，他记得来时司机说过老人票为25美分，把一枚“夸特”硬币递给售票站的黑人女士。人家不知道他要什么，问他，他只会用手指西边，她无法领会，折腾了10分钟。靠一个正从车站走出的中国人居间翻译，才解决了。

差一点到10点，父亲回到家。妻子生气地质问，父亲嘻嘻地笑，把菜递过去，说：“去唐人街买的。”妻子哭笑不得。

以上的故事，是父亲定居旧金山20年间，陆陆续续透露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