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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初来美国玩失踪 揭开一段尘封38年的故事
www.bcbay.com | 2019-04-02 16:28:33  澎湃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1987年7月,父亲移民旧金山,和我一家子团聚。那天,他走出旧金山机场海关,上了我的车子,是傍晚。饭后,和他分别30多年的至交林伦,迫不及待地来我家和他见面,聊至深夜。次日,父亲大早起来,精神奕奕,“时差”于他似乎毫无影响。这一天,我和妻子要上班,儿女虽放暑假,但报名上了补习班。我怕他一人在家太寂寞。他说不要紧,要收拾行李呢。第三天是星期六,全家大小都在家,按规矩,不但我们,连岳家等亲戚也要为父亲接风,说好中午去茶楼,父亲答应了。

不料,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妻子起床后,看不到父亲,只见老人家的卧室门打开,床上的被子已折叠整齐。去楼下找,去后院找,不见人影。她慌了,回到卧室,推醒我:“你爸失踪了!”

我揉揉眼睛,坐起,问:“会不会去金门公园?”金门公园离我家才一个半街区。妻说,你爸连金门公园这名字都没听说过,又不会看英文街名。我说,英语字母他全认得,我小时候常常有乡下人进我家开的文具店,求他在航空信封上写英文姓名地址,好寄给美国、加拿大的亲人。

妻又提出,会不会和朋友约了,去咖啡店?我断然否定,他才来了一天,哪有这神通?

我灵机一动,说,最大可能是去了唐人街。

妻说唐人街离这里10公里,要转两趟车,你爸这辈子还没用过美元,会买车票吗?说一个瞎子摸进唐人街我信,你爸有这能耐?

我说,他从旧金山机场海关出来,对我说了三次,他今天来,套老一辈的说法,是“上埠”了,但没去唐人埠,还是算不得数。

妻子摇摇头,苦笑,你爸这想头有点怪。我对她解释,前晚父亲和林伦叔聊天,我在旁边听到,他详细问了去唐人街的路线,车票多少钱,怎样买票。我以为他出于好奇,不料玩真的。

“放心好了,我爸一点也不"老土",三四十岁时当供销社的采购员,一个人跑遍全省,就凭那一口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我和妻子吃早餐时说。

“上埠”一词,100多年前特指“抵达美国旧金山”,更具体些,指“唐人街”(广东人称“唐人埠”,台湾人称“中国城”)。“上”是动词,“走上”之意。1849年加州北部淘金潮兴,旧金山这个原有人口才800,从西班牙语,名为“圣·弗朗西斯卡”的滨海小镇,迅猛膨胀,随后,大量从中国招募“契约劳工”。别名“猪崽”的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和“三邑”(南海,番禺和顺德)农民,坐船数十天,历尽艰辛,横渡太平洋,都从旧金山登岸。他们都为淘金而来,所以给了它一个中国名字:“金山大埠”,简称“大埠”。此后百年,中国人源源而来,淘完金后是种田修河堤,是修筑太平洋铁路。这些“金山客”,在美国劳碌半生,运气好的,会回乡省亲一到三次,演绎全套或半套“衣锦还乡”。几无例外地,他们都“落叶归根”,回去的,不是晚年的肉身,就是放进棺木的骸骨。

然则,初来乍到的父亲为何强调“不到唐人街不算上埠”呢?我早知道,他有一个纠缠了大半辈子的情结。

在他原本的生涯规划里,该在1949年“上埠”。但阴错阳差,迟到了38年。

1948年,父亲的泰山大人,即我的外祖父雷学銮从旧金山回到台山公益镇的老家养老。雷学銮1926年告别年轻的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女儿,来旧金山和父亲团聚,一去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这次乘轮船“返唐山”,四口“金山箱”托运,小行李箱随身带着。小箱内不但有毕生的积蓄——港币17万元,还有一张和他唯一的女婿命运关系极大的证件——假“出世纸”。这一年,外祖父的年龄在64—65岁之间,已呈明显的老态,特别是两只手,蜷曲变形,没一片指甲不是残缺的,因了在旧金山开了多年豆腐豆芽店,长年累月泡在水里的缘故。

父亲专程到香港迎接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外祖父把全部现款交父亲保管,理由是治安不靖,怕被盗贼抢了。他送给独生女的礼物,放在“金山箱”里,那是全副化妆器具加化妆品;送给乘龙快婿的,就是这张贵重无比的“出世纸”。出世纸即出生证,是旧金山一位乡亲转让的,那位已拥有美国籍的乡亲,太太在家乡台山,曾生下一个儿子。乡亲遵照移民法,当时已向旧金山移民局报备,拿到儿子的出生证。按移民法,这个儿子可随时来美,但因患天花,三岁上夭折在家乡。这一层,乡亲像其他人一样,刻意向当局隐瞒,而将出世纸出卖。那年代的市价,是每一岁100美元。父亲23岁,外祖父付了2300美元。这一年,旧金山唐人街的店铺,一栋只卖几千元。外祖父为了女婿的前途,出手足够大方。

外祖父在我父亲陪同下,下榻于九龙半岛的旅馆,他拿出出世纸,向父亲解释这一纯用“鸡肠”写就的官方文件:婴儿姓名Lim DunYeng(台山方言发音,意为“林俊英”),这就是你到美国后的正式名字。你的出生年月日和籍贯也得改,总之,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旧金山的刘氏公所,还承认你是同宗,你每年去给刘姓祖宗送香油钱就是。你到了旧金山,不必另找工作,干我的老本行得了,唐人埠内企李街750号的“和合”,是我和开平关姓叔侄合伙开的,有20年历史,生意稳定。我的股份还保留着,你到了那里,顶替我当股东,做豆腐,发豆芽,功夫和国内差不多,学几天就上手了,挨它十年八载,储够钱,就返一派“唐山”……(美国的台山先侨视还乡为至高梦想,回去一次叫“一派”)。

父亲拿着出世纸,回到家,和他父母及妻子商量:花旗国去还是不去?去,是90%以上家乡男人的首选,“金山客,掉转船头百算百”的童谣,道的就是这样的“真理”——出洋是最稳健的发财路径。放在淘金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年代,家乡的男子去了十万人以上。但我家早已是殷实的商户,镇里有店,村里有大屋,加上一石多良田。父亲一算,抛妻别子去金山,这辈子要是百事顺遂,每10年可望返“一派”,那就是人人羡慕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然而,那是表面的风光,从此与父母,妻儿天各一方,生活质量从何谈起?

碰巧那年我家面临重大选择。我家在大江镇所开的海味杂货店“永益源”,租约到期,业主要收回铺子,我家必须搬迁。那时,全家的积蓄有两万元。父亲看中离大江镇三公里的水步镇一块地皮,位于市中心丁字街中心,堪称地王,要价一万元。买下以后,建一栋带骑楼的铺子,要花两万元,还差一万元,只能通过向亲友告贷及卖田产筹措。岳父带来的出世纸,如果退回,让岳父卖出,折价约九千元至一万元,这么一来,资金缺口就补齐了。

于是,父亲赶到公益镇的岳家,岳父正忙于接待上门贺喜兼领红包的亲戚。他瞅个空请老丈人上茶楼,告诉原委,请他帮忙。外祖父是明理人,虽然为了“和合”无人接班而遗憾,但认同年轻人“与妻儿团聚比出洋好”的主张,答应乘龙快婿的请求,把出世纸收回,托人带到旧金山转让。出世纸无疑是抢手货,很快成交,买方汇来9500元。父亲拿到这笔钱,着手买地,建铺。一年以后,“永益隆”文具纸料店开张。年轻的父亲脑瓜子特别机灵,大宗货物,如墨汁、作业簿、鞭炮,进货不找潭江边三埠镇的批发商,而通过电话号码薄查出厂家的地址,直接上门采购。镇里卖文具的小摊,挑担子去学校门口兜卖的小贩,无不叫苦连天,说:“永益隆的零售价,比我们进货的价格还便宜,怎么斗得过?”

好景不长,1957年的公私合营运动,永益隆被合并。父亲当上月薪48.50元的干部,随即被下放到农场改造。我们一家迅速走向破落。父亲靠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六个儿女。而“工商业”的家庭成分,使他处处受歧视。“选错了路”成了父亲深心处的锐痛,在农场挑百斤砖头建宿舍时,在大跃进年代给小高炉拉风箱时,在困难时期看着家里小孩一个个皮包骨时,在“文革”中胸前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纸牌游街时,在我和弟弟两个中学生向他要学费、书费和膳费时,在祖父祖母治病时,他一次次偷偷捶着胸膛,骂自己的短视,愚蠢,什么儿女情长,什么安土重迁,一子错,全盘皆落索!早在“文革”之前,他就从我表哥那里拿到“和合”的地址,幻想有一天,实地看看这个本来三分之一产权属于他的豆腐店,更想亲身体验“上埠”的感觉。

80年代,我成为美国公民,有了条件申请双亲移民。但因自作聪明,向移民局提交移民申请表时犯了错误,导致父母不能一起来。本来,父亲不放心不识多少字,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独自乘越洋航班,说好待母亲被批准了,再一起动身。可是,他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巴闭”(广东话,意为“性急”),喝开水、吃饭,不是滚热不过瘾,口腔常常给烫出血泡。和急性子关连的,是热衷于行动,风风火火才不闷。“文革”期间,造反派批斗他,罪名叫“阶级异己分子”,但找不到罪状,就安一条“不愿守冷档”,指控他在供销社布店当售货员,下午没多少顾客进门,如坐针毡,必溜到外面去。这一次,他到底按捺不住,宁愿在母亲获准以后,自己多走一遭,回国去接,先独自飞来旧金山。

早有预谋的父亲,凌晨五点蹑手蹑脚地起床,就一杯开水,吃了两只冷馒头。谁也不告诉,怕被阻拦,特别是我小心过头的老婆,她是绝对不同意父亲外出的。父亲的如意算盘是:去一趟唐人埠,满打满算三个小时,然后回家,到时我们也许还在睡乡。

五时半,他走出家门。夏季天亮得早,上早班的人出现在街头。他步行到犹太街的候车站。他知道,左侧有太平洋的白浪,肯定是西边;右侧是东边,旧金山市区,这大方向对了,一切好办。

N号有轨电车隆隆地从海边方向开来。他从前门上车。正儿八经地掏出昨天准备的三个“夸特”(每个值25美分),放进投币孔。司机微笑着看他,撕下一张车票递过去,点头,说标准的广东话:“早晨!”父亲喜出望外,说,大早遇到贵人啦!

司机不解地问:“我哪里有这资格?”

父亲说,我前天才来到,路嘛,一点也不认识,有您指点,可是天作之合。

司机呵呵笑,说,你以后买老人票就行,才一个夸特。

好脾气的司机正愁没人对话,一路和父亲聊,告诉父亲,他是香港人,来这里20年了。

父亲在靠近司机处的老人专座落座,把头探出,向热心肠的香港人挖尽可能多的信息。父亲最关心的,第一是去唐人街怎么走,第二是1870年之后,从香港开到旧金山的蒸汽轮船在哪个码头靠岸。

司机对第一个问题当然有绝对的把握,他承诺,N号电车驶近跑华街站时,他会具体说明。至于第二个问题,太冷僻了,他不大清楚。

30分钟以后,电车开进下城。司机告诉父亲,从跑华街站出站,往北走,到了格利大道,拐右,在市德顿街拐左,往前走五个街区,是隧道。穿过隧道,就是唐人街。司机又说,我还可以教你另一种走法,不用走路,只要转乘31路巴士,但复杂了点,怕你记不住。“更加重要的,是看您身体很棒,腿脚够利落,走路,又顺当又有益。”父亲谢过好心人,下了车。

父亲果然厉害,他看得懂路牌、街名,不消20分钟,就在隧道的另外一个出口出现。满眼的汉字招牌:“易立臣药店”、“孙中山纪念馆”、“真真照相”、“盛捷旅行社”、“运来药材”……路过一家诊所,门外的招牌写着:“XXX医学博士,通晓国语、粤语、台山话”。

他狠狠咽了一下口水,把高声呼喊的欲望压下去。

他要张开双手,叫一声:“这就是金山大埠!”他掏出自家偷偷画下的简易地图,对照着,穿过沙加缅度街,到了企李街,转右,是下坡路,他一溜小跑到了都板街,亏得做足了功课,连英文街名“Grand”(格兰)也晓得是新名词,中国人依然沿用旧称Dupond(都板)。他停下来,小心地看门牌。门牌不是每个铺子都钉在固定地方,但难不倒精明的父亲,他沿企李街往西走,“冠英地产公司”是728号,“杰克摄影店”是732号,两铺之间的“明珠时装”肯定是730号。我早就把730号的变迁在家书中向父亲报告,“和合”在我“上埠”的1980年还在,外祖父的搭档——关姓叔侄俩,叔父已去世,年过60的侄子还是老式豆腐店的老板,他接待过我一次。次年,租约到期,关先生迁出,失去联系。

“和合”时期,铺子是整个门面开放的,改卖时装以后,两侧加上带玻璃的橱窗。父亲从橱窗往里面窥看,光线不足,只看到他自己——64岁的南方老人,稀疏的头发,悲喜交加的表情,他的背景,是大街的成行店铺,一角北加州的坦荡蓝天,以及“泛美”保险公司大厦的尖顶。父亲很是满足,1970年冬天,他被抓进“牛栏”,被斗得死去活来,萌发轻之念,幸亏工作队一位有正义感的队员,趁押他上厕所的空隙,说了一句:“你没事,再挺挺就过去。”父亲把打算晚上用来上吊的绳子扔掉,睡了一个安稳觉。那个寒冷的夜晚,他梦见他在“和合”用手推石磨,豆浆流出,汩汩有声,醒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如此湿润,那不是豆浆,而是喜悦的眼泪。从此,他多了一个悬念——“和合”的石磨和梦境中的一台是不是一样?

常人道,不到黄河心不死,这里就是父亲用30年的悔恨与憧憬打造的“黄河”,门外的磨砂水泥地,看得出来很有些年份了,父亲的泰山大人从这里进进出出20年,用独轮手推车,推着一包包黄豆,一箱箱豆腐,一袋袋豆芽,还有豆腐干、豆浆,送往华人开的餐馆和杂货店。父亲踮起脚看门脸和二楼之间,一排暗绿色雕花玻璃背后,那低矮的阁楼,他的岳父在木板上睡了许多年,不单为了省下租单房的开销,也为了安全,做豆腐须凌晨四五点起床,那个时间在街上走,可能遇上带枪的劫匪;若然,将来送回家乡的,恐怕只是骸骨。

这阵子,唐人街开始苏醒,响亮的咳嗽声,杂沓的台山话,和海鸟的影子一起,在汉字招牌树林般排列的大街迂回,恍惚间,他以为这里是家乡的县城。但所有店铺都没有开门。他纳闷,为什么不见卖白粥油条的早点档?他不知道,要吃早餐,只能到唐人街外的麦当奴,那是24小时营业的。

父亲在企李街徘徊了20分钟,带着满脑子“设若”离开——设若拿着假出生证,来到这里,他就变身为“开平人氏”,当上豆腐小作坊的小股东。如此,他只有一个1945年生的女儿和1948年生的儿子,少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951年后,后面四个才陆续来到多灾多难的人世)。如此,他的父母和妻儿,过上有侨汇接济的富足日子。然而,有一条他是不愿按同样逻辑“假设”下去的:以他的勤奋和进取,绝不会守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旧摊子,而以最快速度实现机械化,在两三年内在行业内出人头地,他要成为唐人街内首屈一指的商人!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北走。手里的地图标得清楚,走过华盛顿街、积臣街,就是帕思域街。脸上发出诡秘的微笑。他转左,沿斜坡上行,一路数着门牌。穿过市德顿街,知道快到了。

他要去实地见识最好朋友林伦的产业。这一企图,他前晚和林伦长谈时没有透露。只想“偷偷”看,一如早年和林伦的竞争,两方都不会明说,除了喝酒。父亲有一次和林伦吃宵夜,林伦往饭桌摆上四瓶(每瓶一市斤)“威士忌”,声言你一个人能够喝光,一年上茶楼都由他请客。父亲果然办到了。席散,各自回家,林伦的太太得悉,叫嚷“酒精中毒会死人”,吓得林伦半夜从床上爬起,敲“永益隆”的大门。我祖父开门,告诉他,一点事也没有。

50年代初,林伦和父亲是水步镇一对最具活力的年轻商人。小父亲两岁的林伦托庇于祖荫,已是饼店、布店和百货店的老板,论财力远胜只开一家文具店的父亲。但父亲用不上三年,就成为行业的老大,这魄力是林伦目睹的。两个人惺惺相惜,暗里较劲。父亲承认,论心眼,没有这“死党”多。父亲对我说过,有一次,他和阿伦联袂去广州西关商贩云集的十八甫,各买各的货,正事办完,一起吃饭。饭后路过一个卖玩具的小摊,那时,两人都有一岁多的男孩,一辆颜色鲜艳的巴士十分抢眼,父亲记起临行前,老三在家吵着要“小车车”,看价钱便宜,打算买下。阿伦却正色说,别看这玩具便宜,但颜料可能有毒,小孩子不能碰。父亲便打消了念头。不料,第二天,父亲在阿伦的旅馆房间看到这车子。原来,他想起家里的老二一直为“没有车车玩”闹了好几次,当晚,瞒着好朋友去买下来。对此,父亲没放在心上。但此刻,父亲琢磨昔年在信中宣称“生平知己,唯君一人”的青春伙伴,在美国“为什么取得成功”一问题,想起了这桩30多年前的轶事。

“伦记面食公司”的红字招牌,在坡下看,格外富气势。它对面的广式茶楼“香港楼”,门前贴的营业时间,是上午8时至下午2时。推点心的女工陆续从侧门进内,作开市的准备。父亲站在三层高的“伦记”的地下,叉着腰,沿墙脚转了一圈。林伦在10时才上班,彼此不会撞上。铺子的格局与刚才看到的时装店近似,但面积大一倍。门侧的橱窗,陈列着彩色照片,那是伦记所生产的粗细面条、馄饨皮、水饺皮、锅贴皮、春卷皮。至为眼熟的,是贴在上方的“金山时报”内页,下半版登“伦记面食”的广告,全部汉字是林伦用毛笔写的,不算“法书”,胜在充满市井味,最醒目的是标题:“真空包装,质量上乘”。父亲不能不激动,林伦和妻小是土改前夕得到“即将被清算”的密报,丢弃所有财产,逃到香港去的。在九龙开小药材店那几年,和父亲通信,一个月至少一次,那字体,连我也熟悉。林伦于70年代初移民美国,初期不名一文,又不懂英文,在一家面厂打工。10年以后,富甲一方。

父亲没有问自己:如果凭假出世纸出国,就比林伦早来20年,“设若”(又一个不可能的虚拟问题)如是,两人中谁更加成功?一来,他早已离开人生战场;二来,林伦已“风生水起”,他却从头开始。前晚长谈时,林伦竭力压下“不负此生”的得意,略告已拥有的财产,从占地一个“部落”(街区)的制面厂到厂内一台要价100万美元的“真空包装机”,从含250个单位的公寓群到唐人街黄金地段的三个铺位……但是,父亲要郑重拍着老友的肩膀,响亮地说:你逃出国门那年,是24岁,你老爸牵挂得要命,我去安慰他,说,你家大公子,将来一定是百万富翁,以后你验证好了,如果我没说对,我爬着进你家门!

被战争与政治运动剥夺了发展机会的父亲,心里幸存的得意,来自“知人之明”。沿这个思路稍作跳跃,以他过人的生命力与“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的精明,即使欠缺老友稍近于“诈”的商人本色,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无愧于岳父与家山的。自然,这一切,建立在没有现实根基的“假设”上。他终生最大的的痛苦,是潜能的“矿”依然藏在山的里层,不曾被充分开发。

他在“伦记面食”旁边的公园稍停,看着从老人公寓踱出来的同胞在棕榈树下做八段锦,让心绪平静下来。“香港楼”的大门开了,不必看手表,知道是8时。父亲1948年去香港,在码头迎接从“新共和”号邮轮走下的岳父之日起就孕育的“上埠”梦,到这一刻,已经圆了大半。这个时间坐车回位于滨海日落区的家,比原来计划的还要早,但他隐隐感到,还缺点什么?

他一边沿着市德顿街往北行,一边想。他不知道走出百老汇街,另外一边就是意大利区,在岳父用手推车送豆腐的年代,往前再走两个街区,就可能因误闯地盘而遭意大利黑手党小爪牙修理。但是,时移世易,唐人街的边界早已拓展到华盛顿公园一带。

“看金门大桥!”他走到哥伦布街,遥遥看到面对旧金山海湾的“科尔”塔时,脑际闪过这念头。他为自己的悟性骄傲。是啊,自淘金潮已还,论中国人“上埠”,其宏大意象不就是“经过金门大桥”吗?

他在等绿灯的间隙,用广东话问旁边穿运动裤的中年同胞:“请问,金门大桥在哪里?”那人忙于看手中《星岛日报》的头版,头也没抬,指了指西北方,说:“乘15路巴士。”父亲回答说:“我只是想看看。”“那再走一个街区。”

父亲岂能不知道,金门大桥是美国十景之首,看它不能草草了事,改天要让儿子带着上桥去游览半天。但今天,不“亲眼看”,心里的“痒”去不了。

他站在海湾街的高坡上,两三公里外是金山湾,平展的海面,本来蔚蓝如梦,此刻薄薄的晨雾从海岬外涌入,远近变得朦胧,但湾内的恶魔岛和天使岛,还能清晰地看到,都出奇的静。

和金门大桥有关的悬念,来自一位比他年长10多岁的同乡和同事——刘勤。早在30年代,刘勤坐蒸汽轮,在太平洋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目的地——金山大埠,但那时候,美国移民局审查趋严,外国来的移民一律先送进设立在天使岛上的“移民拘留所”作甄别审查,合格的再由旧金山的亲人领走,不合格的遣回出发地。刘勤面对移民官的讯问时,过度紧张,连话也说不出,翻译帮不上忙,最后,移民官认定他蓄意欺骗,在入境审查表上写上“不予批准”。他不舍地望着对岸的钟楼,被警察押走。他流着泪,坐上开往香港的邮轮,又一次从金门大桥下穿过,黄金梦碎。

刘勤和我父亲,从50年代起就是供销社辖下的布店的售货员。1967年除夕,43岁的父亲和58岁的刘勤按照轮值表,要留在店内过夜。夜深,围着一个小小炭炉,就着家里送来的半只鸡,喝着走后门买来的“五加皮”,从倒霉的现状谈到遥远的金山,那城市和他们都有过瓜葛——刘勤有一个在那里开衣裳馆(洗衣店)的父亲,那次要不是在天使岛拘留所出了岔子,他早就是金山客;父亲因放弃假出世纸而落魄半生。同是天涯沦落人,此生最大的心事都牵系着不成功的“上埠”,越聊感慨越多。平日沉默、拘谨的刘勤乘着酒兴,绘声绘影地描述旧金山的“上埠”盛事,父亲听了,长大嘴巴,久久合不拢。

那是1870年8月,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属下的“科罗拉多”号蒸汽轮,载着800多名中国人(以第一次来美的广东籍劳工占绝大多数,少量是来往于香港和美国东海岸的经商者),从香港出发,途经日本的横滨港,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航行33天以后,28日上午驶近闻名天下的金门大桥。晨雾消散,阳光灿烂。橘红色的桥墩,伟岸的桥身,列列在目。船上的中国水手已把甲板清洗得干干净净,船上的铜把手和栏杆一一擦过,闪烁着教人眼花的光,这艘越洋巨轮要把亮丽形象展示给旧金山居民。

大桥上方,信号旗沿吊索升到顶端,让悬崖上的白色灯塔知道:轮船业已作好进港的准备。灯塔以电报机把"科罗拉多号"于午前抵达”的信息发到旧金山市区的股票行。随后,一信差从滨海的北岸区牵出马,配上鞍,在旧金山各条大街疾驰,一路吆喝:“从中国和日本开来的轮船到了!”

就这样,旧金山的“轮船日”开幕。唐人街的大街小巷,平日已够繁忙,每逢越洋轮船出发和到达,更被行人挤得水泄不通,从早到晚,操各种方言的中国人,聚成大堆小堆,手舞足蹈,高谈阔论。一个个男人,头顶剃得油光发亮,拖着一根被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

趁刘勤仰头喝酒的间隙,父亲疑惑地看着这个和他一样,只念过初中的哥们,问:“你怎样知道这么多?像在现场似的?”刘勤得意地笑,说,我被遣送回去那一趟,从船上看旧金山的高楼,心里可疼啊!从此,最爱收集花旗掌故。这一节,有一些是归途上听来的,有一些,是从花旗国回来的同村阿叔在村中“散仔馆”说的。

父亲相信了,让他往下说。

刘勤说船上的事。在船上用竹子扎成的三层床上睡了一个月的中国劳工,把轮船穿过金门大桥视为“上埠”的正式开篇,每一个都为了这一仪式换上新衣服——蓝色衬衫,质料粗粝,胜在干净,裤子松垮垮的,棉袜子从脚板直套上膝盖,脚上穿的不是拖鞋就是厚底木屐。头戴大斗笠,手拿大葵扇。斗笠下拖着的辫子是刚刚编过的。每个人的脸孔,原先被风浪摧残得憔悴不堪,此刻因喜悦而呈黄色更深的光泽,气色之好实为前所未有。

轮船在旧金山第一街和布拉南街之间的码头下锚。最先登船的是海关官员,他们把好些大口袋带到码头,用来盛搜出来的违禁品。验关费了整个下午,旧金山警察局和海关最注意的是走私。鸦片和丝绸是最抢手的走私货,生怕坐统舱来的中国人在箱子夹层或自己的身体内藏着,务必搜个彻底。其次是身体检查。他们的职责,一是检查船上的法定人数与实际有无出入,二是保证每一个乘客的健康状况均令人满意。

两个水手分别站在一个舱门旁边,当中国乘客从陡峭的梯子爬上来时,其中一个负责高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每次数到十,就说“记数”。医生在登记簿上打上记号,以便于以十人为一组统计。卫生官员检查完毕以后,海关官员登船,警察留在甲板的两翼全程监视。

码头的大门外,警察把一大群人拦住,他们是在旧金山居住的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不少人驾来马车,为的是替以本市为终点的旅客搬运行李。身穿灰色制服的官员和警察,佩戴警棍和左轮手枪,只有这些执法者才被允许进入带屋顶的码头内。接下来,获准进入的,是唐人街的著名商户,六大会馆的代表和马车夫。

轮船发出“一切就绪”的信号,甲板的前部专供中国人登岸,从统舱走出来的劳工,肩膀上横着竹子做的扁担,扁担两头挂的大口袋里,有铺盖、席子和衣物,他们的年龄在25岁上下,少数只有15岁,没有一个超过40岁。他们离开码头后,六大会馆的代表先把他们分组,一组10人,或20人、30人,然后带领他们去坐马车或步行,前往专门接待“新乡里”的“环球”旅馆,就这样,他们在旧金山度过第一个夜晚。

刘勤说到这里,脸孔在忽闪的炉火中,变得更红,已有六七分醉意了。两人互祝新年大吉大利,分别回去就寝。

父亲在坡顶徘徊,直到把刘勤当年所讲述的情节“过电影”般回味完。他的视野内,不但有金门大桥,还有先侨“上埠”的码头,他们走过的街道,他虽然都不认识,但“眼瘾”是过足了。就这般,他把与“上埠”有关的悬念都破解得差不多,今晚,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看手表,是8时45分。他循原路回到唐人街中心。9点钟,他在最先开门营业的蔬菜店买了一捆芥蓝、一块生姜。清一色草绿的美国钞票,他还不大会辨认,手忙脚乱,价钱才两块七毛,但他付出五张“一元”,惹得收款机后面的台山阿婶抿住嘴笑。父亲说,刚刚上埠,两眼一抹黑,别见怪。

在唐人街,父亲靠路人指引,乘31路巴士到了市场街。待到转车回日落区,就没有来时那么走运了。他走下跑华街尽头处的车站,他记得来时司机说过老人票为25美分,把一枚“夸特”硬币递给售票站的黑人女士。人家不知道他要什么,问他,他只会用手指西边,她无法领会,折腾了10分钟。靠一个正从车站走出的中国人居间翻译,才解决了。

差一点到10点,父亲回到家。妻子生气地质问,父亲嘻嘻地笑,把菜递过去,说:“去唐人街买的。”妻子哭笑不得。

以上的故事,是父亲定居旧金山20年间,陆陆续续透露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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