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医学名人堂里一共有两位华人，徐立之是其中一位。

　　他也是2014年的亨利.弗里森国际卫生研究奖获得者。这位63岁的遗传学家过去获得的荣誉还包括加拿大勋章，安大略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电脑尚未在基因研究中普及以前，徐立之已经在多伦多病童医院的实验室里找到了囊性纤维化的致病基因。他在人类第7号染色体的作图和研究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个多星期前，徐立之受邀在渥太华大学发表演讲， 加拿大广播公司借这个机会采访了他。

　　徐立之出生在上海，却在香港长大。这中间的过程大部分对他的介绍都是一笔带过。在渥太华大学发表演讲和稍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徐立之讲得稍微详细些。1950年12月他出生时，上海刚刚解放一年多。他的父母都来自杭州的富裕人家。解放后他们自然失去了所有家产。徐立之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在朋友的帮助下移居香港。

　　他父亲从未有过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常常没有钱给孩子们交学费。徐立之记得，他的一位高中老师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替他垫付学费。虽然父亲事后总能把钱还给老师，但这位老师的帮助徐立之至今不忘。另外，他也很感激父母在那样拮据的环境下，仍然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即使在贫困的环境里，童年也仍然有童年的乐趣。徐家搬过好几次家。但是他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来自一个池塘。那也许就是后来被填平的香港佐敦谷水塘。他说，穷孩子没有多少玩具，但是一样可以观察周围环境，找出好玩的东西来。

　　他后来出类拔萃的研究能力是否在那时候就初现端倪了呢?徐立之回忆说，小孩子就是爱玩而已。他和很多男孩子一样喜欢把到手的东西拆散在装回原样。有一次，他发现用不同的盐和糖可以烧出不同的颜色，于是就用妹妹过家家的小锅小碗做实验，烧坏了她心爱的玩具。徐立之笑道，妹妹至今没有原谅他。

　　上世纪5、60年代的香港人口激增，大量移民从大陆通过各种方式涌入这个弹丸小岛。现在回想起来，徐立之印象最深刻的是穷人多，而且真是穷得叮当响。孩子们还在上小学就已经开始做工是很平常的事。徐立之的同学当中有些人总是下午才到学校。因为他们早上要帮父母去市场卖货。

　　他自己上过好几所免费小学，后来进了公立的中学。公立中学的学费很低，却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经济能力。他记得他的小学同学只有7个人升入初中。“那真是一个贫困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奋力求生。”

　　徐立之高中毕业后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1974年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1981年，他获得到多伦多病童医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那一年的元旦深夜，他冒着风雪开车过境，从此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研究生涯。

　　徐立之在2002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他刚上任就遇上非典爆发，立刻全力组织相关研究。2005年，他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但他毕竟更喜欢学术研究(用他的话来说，是“拿了钱在实验室里玩”的工作)，2012年后决定不再续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