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往往自己协调一些小磨擦，特别是邻里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西人全部报警，给警察打电话差不多成了他们的固定生活内容。对比之下，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可能一生也不和警察打交道。但是，加拿大警察连鸡毛蒜皮的事儿都管。

　　前天晚上，九时四十分。加拿大这个时间天还没黑，但外面已经路净人稀。楼下门铃响，这个时间有人来，一年也不过第二次。上一次是八个月前，前任住户来问是否有邮件。我开着玩笑去开门：“国内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找喝酒。在这儿一年了，今天终于有人半夜砸门邀我去买醉？”

　　门外站着一个金发碧眼身高足有一米九零的漂亮小伙子，身材魁梧匀称毫无赘肉。他遍体深色制服，合体的防弹衣外面是战术背心，足登黑色战斗靴。腰间的武装带上系着满满的装备，支出一段的是强电警棍，随时能抽出的是新式战术刀，自动手枪紧贴右胁，不断闪烁绿色指示灯的无名仪器由专业卡具别在左腰。肩头支出的天线无风自摇，耳边不时传出来自指挥中心的清晰女声。胸前腿侧的所有口袋都撑得鼓鼓囊囊，让人深信加拿大最新的防御性武器一定深藏其中。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这个加拿大棒小伙子做过转身、挥臂、下蹲等动作，不但轻巧灵活毫无阻滞，全身上下的装备也没有发生那怕一点点碰撞和声音。总之，他直接去阿富汗抓本拉登，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多加上凯夫拉头盗和黑面罩，再配支MP5或者M4自动步枪。

　　我们家租住的TOWN-HOUSE，后面有个大院子，里面是十几棵一抱多粗的参天大树和一大片绿草坪。与这个院子紧挨着的人家女儿，是我儿子阿兰的同学，一个欧裔小姑娘。两个院子就隔着排一人多高的铁网，两个孩子经常在晚饭后你翻过来我翻过去一起玩儿。这个院子有十四间TOWN-HOUSE和一座有十几家住户的小公寓，主要房客是附近大学的学生，非常非常安静。想来我儿子和他的同学吵吵闹闹不太受欢迎。

　　当天晚上五时，那个叫斯达芙妮的小姑娘家里又来了个小邻居，是个男孩子，也是他们一个班级的。三个同学在院里院外疯了两小时，我看到他们跑来跑去的拿着长树枝。

　　帅哥警察慢条思理的讲了半天，我主动把儿子从楼上叫下来。警察很认真地和孩子握手问好，互通姓名，小孩儿有些紧张。我又主动提议到“现场”去看一下。一伙人走到后院，出事的是一个悬挂在栅栏上的俗称“小耳朵”的电视接收天线。儿子解释，是他的同学用棍子打过这天线。警察又慢条思理地询问。

　　时间已经很晚，据说纳税人养的警察不多，没有理由把宝贵的警力浪费在一个八岁男孩儿和他的树枝上，何况是四个半小时前的树枝和一个外观没有一点损坏的电视天线。于是我再次主动询问这个天线是谁的。警察立即领我们走到前院，那个邻居正坐在他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我想起来五时许他曾经到后院去了一趟，当时不知是什么事。

　　这条大汉深目高鼻光头赤膊，穿着半臂露出一身剌青，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江湖人物，他张嘴说出来的英语很地道，事情却比看电视要复杂：“我是个又穷又病的人，没有钱，正等待换肾……这个电视接收器不是头一回被人损坏。啊，不不，以前的损坏与你们无关。我今天看到这个小男孩儿拿棍子打天线，所以才找来的警察。”

　　尽管邻居没有提供其他证人，言辞与儿子也有出入，但我考虑，几个孩子到这院子里玩，我就是他们的监护人。虽然别的孩子每回翻栅栏我都是事后知道，毕竟因为我在这里住，另两个孩子才会来的，无论谁惹的祸，我都该承担责任，再说这里还涉及教育孩子的问题。“那么你认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呢？”“这个天线每月收费七十五元，我不能向你要那么多。我认为二十元是合理的。”

　　二十元，是我在生产线上打工时差不多三小时的收入。但这毕竟是个小数目，我觉得没有必要继续争执，包括“调查真相”、核定损失再请权威人士仲裁，虽然有那么一阵儿接收不到几个频道肯定不值二十元。利索地把钱拿出来，然后包括警察帅哥在内三方握手说再见。在整个过程中，警察都没有发表意见，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完成了一次勤务。此时他惟一做的事情，是蹲下来哄差点哭了的阿兰，远比我这个做父亲的要耐心。

此事如果发生在中国，那条大汉肯定会直接找上门来。就算想办法，这样的事情一般也不会有官方人士介入，毕竟是个开价才二十元的小纠纷。黑龙江的东宁是中国著名的治安先进县，该县比较有名的事情是，派出所的警察经常紧急出动，帮助报警者寻找失踪的鹅或猪——在同比情况下，鹅在中国的价值肯定要大于加拿大的二十加元，猪更是连绝对值都要大。

　　原来只知道在加拿大有事要找警察，这个晚上之后，我更是知道，涉及或者可能涉及财产损失，不管多小都请警察过来。事后我惟一后悔的是，忘了问一下全副武装的帅哥，如果我拒绝付那二十元，他会怎么做？星夜走访另一个男孩儿家，然后确定是那一个八岁孩子动的手？找到电视服务商，确定那个时间这个客户是否有几个频道收不到？核定损失有没有二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