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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时代周报  2012-12-29 09:58:23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高晓松现在的个人事业实在五花八门。他热热闹闹地当选秀评委,被形容成“万能胶”。他在微博上什么都扯,还整出个“高晓松体”。最近的动作则是录制每周20分钟的脱口秀节目《晓说》。节目人气不错,网络点击率节节高升,他又顺势精选节目内容,印成文字,推出新书《晓说》。

《晓说》就是高晓松对着镜头,手托着下巴,自说自话,点评当下热点。有人说高晓松不务正业,高晓松却说这是自己从前就有的理想:“我其实最梦想的职业就是当门客。”现在再出了本书,他说是给所有人当“门客”。

高氏说书

高晓松没说谎。早在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写在墙上的脸》,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理想职业”:“无限向往三千门客吃闲饭,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的年代。没戏了,公子早没了就剩儿子了。”

同理,他想当门客,但社会早就没有那个需求了。今年3月,高晓松的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正式上线,名字是韩寒帮着取的,宣传文案里写着:“一不当公敌,二不当公知,一切只因闲来无事小聊怡情。上说星辰满月,下说凡夫走卒,动机绝不无耻,观点绝不中立。”

第一期节目,揭秘奥斯卡有个怎样的“圈子”和美国的“游说”制度;接下来聊音乐,说“汉人无音乐都怪老祖宗”—因为“绝不中立”,所以说出来的听起来的确足够“偏激”,一时引起轰动。随后,《晓说》捷报频传,每期都有惊人的点击率,成了网站的一大品牌。

高晓松自认,这就是在实现自己久远的“门客”理想:网友们变成了他的“公子”,而他只管给众多的“网友公子”们扯淡。他自称做节目的时候没有撰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一直跟节目组建议开放拍摄区,开放给观众看。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有人给我撰稿,说我在念稿。你要是在那,就知道我没有稿子。”

他太喜欢现在这状态了,甚至拒绝再找一个搭档一块儿说:“两个人就坏了。我在这说,他再说的话,我就忘了。说到这里,我就岔到那里了,又漫谈到其他地方去了。”

高晓松在《晓说》里讲的历史,几乎都是“野史”,他甚至把杜十娘这样杜撰的人物拿出来说事儿,因为他对“正史”有怀疑:“真正的正史例如二十四史倒不一定是真的,那都是根据统治者的口径写的。所以,历史除了人名、地名、时间是对的,事倒不一定是对的。但你看小说,里面除了人名不对,其他都有可能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看历史,就不但要看正史,而且要把正史里面、因为修史人的观念以及当朝人的想法带来的所有的杜撰都拿掉,再看一定数量的小说、诗文、乐府,才能明确真相。”

高晓松甚至有意拿掉了关于历史的“精确性内容”:“真的历史学家来了,会把我骂死,因为我总是偷各种巧。”一个20分钟的节目,他选择讲出“大部分”的全貌,舍出小部分的细节。“反而我这样讲,大家对某些时间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如果按学术上的讲法,把一些东西分成碎片,清朝还要分成康干时期和什么时期,最后你对清朝就没有印象,还不如我这样说,清朝是个什么样。”

狱中的“唐宋生活”

从前的高晓松很轻狂,他自己都承认,曾经穿着睡衣接受电视台采访。他也有理由轻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古文,记住的全是发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课的时候就坐在讲桌一侧:老师忘记了哪句,他负责提醒,像个“书记员”。在中学是校刊主编、诗社社长,还组乐队。当诗社社长的时候,社员都是语文老师,每期他出韵,老师们负责往里填字。

后来超过分数线20多分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学”对于他来讲,只是走五分钟的路,把被子从家里拿到宿舍。因为不喜欢这样被家人监视的大学生活,也不喜欢家人为自己挑选的专业,最终高晓松从清华退学,直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

没能如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纪90年代初,高晓松闯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广告圈。当1993年,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介绍找到高晓松时,他已然是个成功的年轻商人。

顺风顺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为醉驾入狱而终止。现在,高晓松丝毫不介意谈论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甚至感激这段经历。“我出狱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入狱)应该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为没有手机捆绑,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我觉得那个是老天安排的。”高晓松说。

入狱前,高晓松已经有“电话恐惧症”:“谁给我打电话我恨谁,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凭什么要你选择打电话时间?我觉得特别不自由。”因为醉驾入狱半年,被他形容为像绑在一个车上往前冲,最终强制下车。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

“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狱友说早着呢。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会为吃什么发愁,在狱中,高晓松只要等两个馒头: “一开门两个馒头,明天肯定也是两个馒头,唯一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个鸡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这个。推饭的车来,有鸡蛋的时候就是一脸盆,那个鸡蛋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大家听到有鸡蛋的声音,就特别幸福。”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还想继续读书

时代周报:你在《晓说》里说不当“公共知识分子”,可大家觉得你还是关心很多热门话题。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应该养一个门客。今天中国的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连“屌丝学匠”算不上。我算了,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二,而且没有名校生,基本上属于广场派。

这些广场派,善于以煽动性的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们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前一阶段你关于移民的言论引来不少非议?

高晓松:我说移民这个事与强大无关,与自由有关。然后就有人骂我,说没有强大哪来的自由?好多人说还没买房子怎么写诗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居然被洗脑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没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写诗?是月供还完了才能写诗?还是付了首付就能写诗?特别可笑,非说强大了才能自由,说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环境条件下的东西。自由排在了环境和条件下的第三位,爱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骂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晓说》。启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础的小小推动力也好。现在的一个现象是整天说你叛国、你汉奸;另外一个现象是倒过来了:一切都怪体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体制。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时代周报:接下来还有什么个人规划蓝图?

高晓松:卖艺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被掏空过。《晓说》这一年可有点要掏空的意思,觉得东西快不够用了。后年开始我就想读书,读个历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岁了,两个孩子从德国回来考上博士又读了书,这个强烈震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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